Abstract (中文)
"神道学"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提出的概念，直接来源于日本"国学"当中的神道研究，旨在通过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神道研究打造成一门体系化的"学问"，实现神道研究的近代转型。在神道学的构建过程中，以东京大学"三讲师"为首的神道学者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对神道学的定位提出了不同的构想，参与了神道学体系的构建。但是神道学的思想渊源及时代环境导致神道学者过度执着于日本的"国体"和"固有精神"。神道学的这一政治侧面在战后被掩盖在学问性反思的表象之下。
关键词: 神道学、国学、国体、学问、政治
Author
葛奇蹊，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师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金勋，曾在《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研究方向：日本哲学与宗教；
梁明霞，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师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金勋，曾在《外国问题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日本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研究方向：日本宗教与文化。
一、引言
"神道学"这一概念在日本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广义指关于神道的所有研究，狭义专指以大学和学会为中心开展的神道研究(Matsumoto 2004, 159)。本文探讨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神道学，即明治时期（1868）以后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神道研究活动。神道学关系到日本近代学科的发展，也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无论对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界还是宗教学界而言，"神道学"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即便在日本学界，神道学长期以来也备受冷遇，甚至在一些赫赫有名的神道相关著作中也找不到关于它的论述。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恐怕与神道学的政治性不无关联。作为战后对日方针的一环，GHQ发布《神道指令》，旨在剔除神道中含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推行"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政策。《神道指令》废除了公立的神道教育和研究机构，神道界的人员大多受到牵连，神道的相关学会面临经营困难的局面，神道研究陷入了停滞。战后的数十年间，神道学作为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反动学问，在GHQ的战后改革当中遭到清算。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京大学文学部神道研究室旧藏和汉书目录》的整理与公开，神道学才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课题。
神道学无疑属于含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然而，战后日本学界对神道学的问题有意忽略，或是避而不谈，没有对神道学的政治侧面进行深入反思。针对这一现状，了解神道学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内在理路，认识其历史作用就显得殊为必要。本文通过追溯神道学的成立始末来揭示其政治侧面，以期为神道研究提供"学问史"的新思维向度。
二、"国学"的解体
"神道学"概念的提出者是日本社会学家远藤隆吉（1874-1946）。他在1917年发表演讲"日本神道学的建设"，次年又在《弘道》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建立"神道学"的基本构想。远藤设想的神道学是对既有的神道研究进行整合的"一大系统"，是一门既能用于学校教育、也能供学者专门研究的学问。他的提议没有立刻促成神道学的建立，直至1926年，近代日本第一家神道研究杂志《神道学杂志》创办之后，"神道学"才作为一个正式概念确立起来。《神道学杂志》依托"神道学会"创办，创始人之一的神道学者田中义能（1872-1946）在卷首语中对"神道学"做如下解释：
神道学是以神道相关事实为对象，对此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神道学"这种说法，世人几乎不用，所以有人怀疑神道作为学问是不成立的，但如今时代要求神道学的出现。所谓"学问"，就是科学的意思。科学的资料是经验的知识。......依托经验的知识，以某类事实为对象，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材料，施以实验、观察、统计等方法，将其系统地组织起来，便可得一种科学。这一过程便是科学的研究。(Tanaka 1926, 5-6)
田中义能所说的"神道学"包含两个要素，一是"系统"，二是"科学"。"系统"与远藤隆吉说的是一个意思，即实现神道研究的体系化，将其统一为一门"学问"。"科学"指的是近代西方的经验科学，注重研究材料的收集、实证与分析。引入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标榜价值中立是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文研究的主流趋势，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家学问得到"合理主义"的加持，跻身"科学"的阵营。田中此处提出的神道学构想其实涉及到神道研究的时代转变------"国学"的衰落。
明治以后，作为江户时期神道研究重镇的国学日渐式微。国学的衰落体现在诸多方面，最直接的就是其作为一种学问体系的解体，造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近代科学的冲击。国文学者野村八良（1881-1966）在其《国学全史》中提到：
维新后，随着欧美文明的传入，学界亦一改旧态，各家学问分派丛生。例如国学中独立出国史学、日本法制史、国文学、国语学，研究逐渐集中于专业领域，实现了各自学问的发展。今后，将国学作为一门综合学问已经没有意义了。(Nomura 1929, 1545)
在近代科学"学科细分化"的影响下，国学的体系遭到瓦解，失去了作为一门学问的整体性。神道学者上田贤治（1927--2003）直截了当地点破了国学在明治时期的处境：
对国学的印象必然伴随着一种认识，即国学是我国近世的学问和思想运动。......笃胤派的国学思想确实对明治维新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也仅限于维新。自那以后，国学被西洋的学问、思想所压过，失去了影响力和领导地位。其学问本身被西洋的分析型学问体系所分化，消解在国文学、国语学、国史学等近代的综合学科中，失去了体系性和独立性。因此，谈到国学，只意味着近世的国学，而无法进一步延伸其道统。(Fujita 2006, 1-2)
国学是近世的学问，所谓国学就等同于近世国学，而近代国学不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问价值，这成为了战前日本学界对国学的一般印象。近世国学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研究内容虽然涉及和歌、古典考证、政治论等方面，但从中不难发现一以贯之的方法和视角,国学中关于神道的内容都统一在神道研究这一体系之下（Isomae 2012, 193）。然而，受近代国学解体的影响，国学中的神道研究也走向了解体。神道研究逐渐失去统一性，原本内在于其中的诸多领域纷纷自立门户，导致分化的产生。
国学解体后，为了求得新时期的重生，关键在于能否通过近代转型来获得新的学问价值与意义。所谓近代转型，在当时就是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来实现学问体系的重建。国学首先必须成为"科学"，才能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学问"。国文学者芳贺矢一（1867-1927）对国学的改造就是遵循了"国学→科学→学问"的基本逻辑，被视为国学近代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芳贺矢一生于国学世家，幼时师从国学者小中村清矩（1822-1895），后来进入东京大学主修国文学，并留学德国学习古典文献学，归国后成为东京大学教授。他的国学观深受小中村的影响。小中村认为国学的本质在于全面了解关于日本和日本人的"事实"，以及日本的"言词"。了解"事实"，就是通过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书来认识国体，考察历代的制度和事物。了解"言词"，就是通过祝词、《记》《纪》《万叶集》等文献来考察词语和文章的变迁。芳贺也认为国学是一门综合学问，强调这种综合性与西方的philology（古典文献学）极为相似。 Philology是以语言和文学为基础的、关于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精神发展和特性的学问，相当于国学或古学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学就像古典文献学，是对国民生活诸方面的综合研究，以阐明国民文化的特性为目的。如果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科学"，日本的国学也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芳贺通过强调国学与古典文献学的相似性，希望证明国学也符合近代科学精神，以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实现国学的近代转型。他将国学与古典文献学相结合，实现了国学向日本文献学的转型，奠定了日本近代国文学的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日本近代国文学之父"。
但是近代学问的细分化导致国文学、国语学、国史学、制度史、法制史等领域从国学中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早在芳贺之前，随着东京大学的创立，国学当中的各研究领域就已经分散在了国文学、国语学、国史学等学科当中。因此，作为日本近代大学学科之一的国文学实质上只是对近世国学的部分继承，芳贺的努力并没有实现国学整体的近代转型，而只是国学中的一部分向文献学的转型。如果引进西方科学对于日本近代化而言殊为必要，那么包括国学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都不得不面临被重组的境遇。国学借助国文学保存的仅仅是经典的文本本身，由于国文学从设定之初对接的就是文献学，这就意味着其文本背后的精神实质尚处于飘零之中，而这也成为神道学浮出水面的契机。
三、从"神道研究"到"神道学"
随着国学的解体，国学中的神道研究也走向了分化。明治以后的神道研究主要由四种机构承担，一是大学当中的相关学科和"讲座"，即"官方学院派"。二是由官方学院派学者或民间人士创办的学会或协会组织。三是政府当中与神道相关的行政机构。四是神道界的神职人员、神道家。本文所涉前两种属于神道的学术研究, 与神道学的创立密切相关。
东京大学创立后，直至1920年设立"神道讲座"为止，其神道研究多为学者个人活动，神道教学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东京大学创立之初分设法、理、文、医四学部，关于神道的研究和教学分散在文学部的国文学、国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中。1920年神道讲座的设立，将此前零散的神道课程整合起来，开启了东京大学神道研究和教学的体系化建设。在此之前，东京大学一直没有独立的神道学科。关于神道讲座的开设理由，1919年9月17日的敕令记载：
形而上诸学科中，隶属文学部的学科均设有适当的讲座，通过开展研究、向学生讲授的方式，来推进学术的发展。但与我国世道人心大有关系的神道之研究，本大学近来只聘任一名讲师讲授神祇史，颇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新设本讲座，以开展关于神道的全面研究。(Endō 1995, 2)
神道讲座旨在"开展关于神道的全面研究"，聘任田中义能、加藤玄智（1873-1965）、宫地直一（1886-1949）为讲师，负责面向文学部学生的神道教学。三年后又设立"神道研究室"作为神道专门研究机构。神道讲座设立后，在次年开始实际运营。文学部的课程表中第一次出现了"神道学"的课程类别，与宗教学分开。课程陆续开设田中义能的"复古神道的研究""古典讲读""幕末神道的研究""神道概论""神道史概说""神道史概论""古事记讲读"，加藤玄智的"神道的起源及发达""神道概论"，宫地直一的"神祇史"。
总体来看，东京大学文学部从事神道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很多出自国学系统。特别是初期的国文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以古典解释和文献考证为主。国史学科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很大冲击, 但国学的影响一直存在。宗教学科的加藤玄智和哲学科的田中义能则出自井上哲次郎门下，在学统上属于非国学系统的学者。
官方学院派的学者除了在大学内部从事神道研究和教学之外，也热衷于组织或参与神道相关的学会。1937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全国学会协会要览》，其中与神道研究相关的组织有明治圣德纪念学会、日本宗教学会、神道学会、丁酉伦理会等。《要览》中包括了田中义能的神道学会和加藤玄智的明治圣德纪念学会。宫地直一主持创办的神道考究会没有被列出，但根据河野省三的说法，该学会也对神道学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道学会在田中义能的实际推动下于1926年创立，旨在将不同领域的神道研究统一起来，汇集了各领域的学者，多为东京大学文学部出身。关于神道学会创办的目的，《神道学杂志》第一期卷首的《神道学会趣意书》写道：
吾人虽研究西洋学术，采其研究方法，但根本思想须为我固有独特之物。......此固有独特思想之表现，谓之神道。......我神道学会欲从政治、宗教及其他各方面进行科学的研究，以此完善神道学之组织，阐明我国民之生活原理，巩固我国民思想之根底，发挥我国体之精华。(The Society of Shinto 1926, 1-4)
《趣意书》与前述田中义能对神道学的阐释如出一辙，都是将其标榜为"科学"，提出要对神道进行"全面的研究"，完善神道学的"组织"。此处的"从政治、宗教及其他各方面进行科学的研究"体现出田中的神道观。田中神道研究的一贯立场可以概括为"神道哲学"。"神道"的意思是"惟神之道"，或曰"事实之道"，也就是日本民族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上至天皇下至万民都要践行的"道"。在他看来，神道不是单纯的宗教或道德、政治，而是统摄了这三个方面。以往的神道研究只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或是对神道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或是将神道作为像佛、基一样的宗教来研究，却轻视了对"道"之本质的探求。综合三个方面的神道研究才是"学术的根底"，才是对神道的"系统的科学研究"。所谓"哲学"，指的是研究所有事物的根本原理，获得对世界和人生的统一认识。他特别强调，神道三个方面的研究需要通过教育来付诸实践，具体的实践方法就是"国民道德论"。田中所谓的神道学就是利用综合的方法对神道的"根本原理"和"固有精神"进行研究，并通过教育在实践中将其作为道德价值灌输给国民。
矶前顺一认为，神道讲座的开设和神道学会的创立实现了对各领域研究方法的整合，这种对神道进行重建的动向始于20世纪初，神道研究室和神道学会的设立促使这一趋势到达了顶点。不过，从早于神道学会十几年设立的明治圣德纪念学会及其创始人加藤玄智的活动中就可以发现这种动向了。加藤玄智在东京大学最先开设了神道的专门课程，也是最先以宗教学的方法对神道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视神道为不折不扣的宗教，将西方比较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神道研究，同时热衷于神道的海外传播，是首先将神道系统介绍到西方的日本学者。加藤萌生对神道进行研究的想法由来已久，从日俄战争前后开始，就从佛教研究逐渐转向了神道研究。他在《我建国思想之本义》中对自己研究神道的动机如是说：
日俄战争以后，研究日本文明的外国人大幅增加，特别是对作为其渊源的神道进行研究的愿望陡然增强。......这不得不令人心生担忧，外国人反而会比日本人更了解日本的神道。......我产生了以宗教学的专业知识研究神道的想法，六、七年前便开始逐渐从事此方面的研究。......神道是日本的固有思想、日本道德的基础、日本国民性的源泉，对其进行研究已经刻不容缓。(Katō 2004, 14-28)
加藤对神道展开研究的直接原因是西方学界神道研究的快速推进和日本学界神道研究的滞后所带来的危机感。他在《神社协会杂志》上刊文称"虽然神道研究由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诸先辈开启先河，然而却止于言语、国史、训话等方面，尚未达到学术研究的程度。应更进一步，用科学的方法对世界宗教进行比较，以求得其真相，向世界介绍神道"(Katō 1910, 20-21)。同时，他认为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日本，反而会造成世人对神道的误解，所以神道这一"日本固有思想"的研究应该以日本人为主体，由日本人自己将神道和日本文化的"真相"介绍给世界。
1912年，明治圣德纪念学会成立，同时创办机关杂志《明治圣德纪念学会纪要》，1914年又创办《明治圣德纪念学会会报》。该学会全面承袭了加藤的"以宗教学的方法研究神道"的构想，每月在各地组织公开讲座，不定期出版会员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神道研究，日本的儒、佛、道及神佛关系研究，武士道研究。办会目的是"阐明本邦思想之特色与建国精神之大本，向内外彰显国体精华与日本文明，向世界学界介绍日本文明之真相"。
如果说加藤玄智及其明治圣德纪念学会是通过神道的宗教学研究对神道学的体系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的话，宫地直一的活动则是在神道学会之后，通过对神道的历史研究进一步巩固了神道学的发展。宫地侧重于对神社和神祇的研究，力求革除以往研究中的信仰主义立场，主张实证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并走访各地神社进行实地调查和考证，因此他被视为"日本近代神道史学"的创始人。除了在东京大学任职之外，他还作为内务省官僚参与了政府的神社事务，并在皇典讲究所开设神祇史课程，负责神职人员教育。根据西田长男的说法，宫地主持创办的神道考究会隶属内务省神社局考证课，他作为考证课课长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为纪念1929年伊势神宫的迁宫仪式，他编辑出版《神道讲座》丛书，集结当时一线的神道学者对神道进行了综合探讨。西田长男称该丛书是"首屈一指的神道入门书"(Nishida 1981, 1-15)。除编辑出版之外，宫地还在神社局负责神社考证工作，为神社的社格定级提供学术鉴定。
四、神道学的政治侧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战败为止，是日本国家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时期，神道的地位也在这一阶段急剧上升。1935年，军部和右翼团体发动"国体明征运动"，进一步收紧对国民的思想管控。同年11月，文部省设置"教学刷新评议会"，决定在大学教育中重点建设与国体和日本文化有关的课程。1938年，东京大学新设"日本思想史讲座"，由鼓吹皇国史观的国史学科教授平泉澄（1895-1984）担任讲座教授。并扩充神道讲座规模，由宫地直一担任讲座教授。除东京大学之外，京都大学、东京文理科大学、广岛文理科大学也陆续开设"精神史讲座"、"日本国体论"等与国体宣扬相关的讲座。1940年，本来隶属内务省的神职培养机构"神宫皇学馆"移交文部省管辖，升格为大学，以"阐明神道精神"为办学理念。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战时体制"中成为了宣扬国体的阵地。
这一时期前后，"三讲师"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宣扬国体和"战争协力"的角色。田中义能于1931年创立"神道青年联盟协会"，发行机关刊物《神道青年》。该协会是实践神道学理论的团体，旨在"通过神道系统的学问向普通青年鼓吹神道，将日本国民培养成自觉的神道信徒。"田中还长期兼任国学院大学教授和该校"神道青年会"会长，1940年就任帝国女子专门学校校长，次年担任该学校"报国团"团长，负责战时学生活动的动员和指挥。田中1942年出版的《神道概论》的序言可谓是对他这一时期活动的概括：
得此战果（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至太平洋战争初期------笔者）的原因确实在于日本的教育，但并不只在于教育，而是在于日本精神。此日本精神非来自儒教、佛教、道教，而全由我国固有的神道所陶冶。......值今日时局极为重要之际，应充分研究神道的内容，明其本质，全体国民须自觉、彻底践行之。......我国民须一亿一心，以坚强决心完成此大圣战之目的。为此，教育、政治、宗教、道德均须以神道为根底基调。若本书为时局有所贡献，实为作者之光荣。(Tanaka 1942, 2-5)
从中可以发现田中神道哲学的一贯论调。只不过他的神道哲学与之前相比已经超出道德价值的范畴，演变为打着"日本精神"幌子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然而，田中的野心最终未能实现。由于战局的恶化，《神道学杂志》于1940年停刊，他本人也在1946年患病去世。
加藤玄智的活动较为多样，他在战后受到"公职追放"处分主要是由于一些著作中的观点及其"陆军教授"身份。加藤神道学的基本立场是"神道宗教"，也就是将神道视为宗教，并主张用宗教学的方法来研究。但他所谓的"宗教"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一种进化论式的价值理念。在这种价值理念当中，神道高于佛教和基督教，是最发达的宗教。在此基础之上，他将神道与国体论和忠君爱国思想捆绑在一起，打造成"国家的神道"。加藤神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殉死"精神的推崇。他称乃木希典（1849-1912）为"至诚之神"，将乃木的"宗教人格精神"作为国民教化的中心。另一方面，他长期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陆军士官学校很多军官出自其门下，包括昭和天皇的弟弟等皇族。加藤讲授的课程为英语和"精神训话"，后者以《东西思想比较研究》为名集结出版，内容主要是介绍东西方宗教，宣扬国体论和国家神道思想。1943年，加藤的明治圣德纪念学会因为战争一度停办，战后时隔30余年后才恢复运营。
宫地直一出于其内务省神社局官僚的身份，必然会与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相比神道思想而言，他更注重对神社历史的实证研究，所以在言论上相对克制一些。他在"战争协力"方面的主要活动是参与了海外神社的"祭神论争"。"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伪满洲国"大量修建神社，推行宗教殖民政策。围绕应该祭祀"日本神"（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还是"国魂神"（当地的祖先神）的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发生了分歧。在论争当中，前者被视为"无视当地文化传统、有违神道根本精神"的行为。宫地在1934年的《皇国时报》座谈会上支持祭祀"国魂神"，并在1938年联名签署反对在"伪满洲国建国神庙"中合祀天照大神和国魂神。然而，"祭神论争"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宫地看似"尊重当地文化传统"的主张并不是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这一事实本身的批判，其实质依然是对"国策"的迎合。战后，宫地保留原职，没有受到"公职追放"的处分。
1946年，GHQ基于"政教分离"的原则，解散了政府及大学当中的一些神道研究机构。依据GHQ《神道指令》的规定，东京大学神道讲座被取消，神道研究室改组为"民间信仰调查室"，进而被东京大学宗教学研究室合并。国学院大学取消战前负责神道研究的"道义学科"，1948年新设"宗教学科"，1957年改称"神道学科"。1962年，在战后改革中停办的神宫皇学馆大学更名为"皇学馆大学"，性质改为私立。这三所大学成为战后日本神道研究的主要机构。
学会方面，1947年以国学院大学新设的宗教研究室为主体的"神道宗教学会"成立，会则第三条标榜"本会以神道宗教及一般的学术调查研究为目的。"次年发行会刊《神道宗教》，研究室主任折口信夫（1887-1953）在发刊词中称"需要改变这个国家宗教学的形态，与过去的伦理神道告别，打造宗教神道的基础，在神道教上开辟新的视野。"(Orikuchi 1948, 1)1952年，"神道史学会"成立，发行会刊《神道史研究》，会则第二条称"本会开展神道、神道史及相关人文科学研究，致力于神道史学的确立。"由此，战后的神道学在GHQ"神道宗教化"的前提下，走上了重建的道路，但是其在战争中体现的政治侧面却几乎无人问津，一直被掩盖在"学问"的表象之下。
战后的日本学界对神道学的反思主要是围绕神道学作为学问的不纯粹性展开的，诸多学者对于神道学作为学问如何成立进行过多番探讨。第一个角度属于学术性的批判，多是针对神道学的研究方法和学问体系。推崇实证史学的宫地直一主张神道研究的合理主义，批判神道的哲学研究"只摆弄抽象的理论，堕入观念的游戏中"(Miyaji 1985, 3-4)。宫地的批判折射出神道学内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从实际来看，东京大学的神道讲座和神道研究室在三讲师时代一直持续着哲学与国史学两派对立的格局，在田中和加藤退休后，才完全倒向了国史学的研究方法。神道学会内部也一直没有实现学问上的统一，国史学科的学者在《神道学杂志》上的刊文逐渐减少，《神道学杂志》成为了哲学科出身学者的专有物。另外，宫地直一在1941年回忆神道学的发展时也承认"神道学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这只是就史学研究而言。其体系尚不完善，在理论方面存在欠缺，发展时日尚浅"(Miyaji 1941, 246)。
第二个角度是从神道与信仰的关系展开，针对的是战前神道学者普遍具有的信仰主义立场。国学院大学教授安苏谷正彦在2005年日本宗教学会纪念"日本宗教研究百年"的论文集中刊文，将百年来的神道研究分为"神道的科学研究"和"神道学"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将神道作为一种现象来进行客观的研究，后者则是研究者本身信仰神道。他将后者称为"神道神学"，强调战前的神道研究处于"神道的科学研究"和"神道神学"混淆不分的状态，非信仰主义的神道研究是从二战后才开始的(Asoya 2005, 1059-1072)。东京大学教授小口伟一认为应该严格区分"神道学"和"神道神学"，但是以往的神道学的神学色彩过于浓重，除了神道史研究之外，大部分属于"神道神学"，这在学问的态度和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神道学应该是一门经验科学，成为宗教学的一个领域(Oguchi 1948, 24-27)。
然而，影响神道学学问纯粹性的重要原因更在于其政治侧面，这在它与国体的关系上体现得很明显。近代日本的国体思想根源于幕末时期水户学派的国体论，在近代天皇制的构建过程中成为了天皇制国家存在的根据。天皇制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将国体的思想原理强制灌输给国民，作为国民一切行为的道德价值基础，从而达到行使政治权力的目的。 从前文神道学者们的主张可知，神道学与国体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神道学者确实从各种角度对神道进行了很多学术研究，但是在学问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彰显国体的主张。因此，神道学始终伴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是影响其学问纯粹性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近代日本神道学的成立始末。近世国学解体后，其中的神道研究在近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被分化到各学科当中。东京大学初期的神道研究较为零散，神道讲座的开设和神道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创办实现了对神道研究的整合，在神道研究走向神道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明治以后的神道研究继承了近世国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古典解释和文献考证，同时也吸收了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等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走上了重建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田中义能的神道哲学、加藤玄智的宗教学的神道学、还是宫地直一的神道史学，都是希望将近代西方经验科学的实证方法与日本传统的神道研究相结合，以期通过神道学的体系化建设实现神道研究的近代转型。 但是神道学者对"国体""固有精神"的过度执着放大了神道学的政治侧面。
也许国学的思想渊源决定了神道学具有天生的政治性基因。就像神道学者强调神道的固有性一样，神道学的目的被认为是对"国体"和"固有精神"的探究和彰显，这种复古主义式的国体思想极易走向极端的、狂热的国家主义。而神道学背后的极端的、狂热的国家主义思想却在"学问"的掩饰下，甩掉了其肩上的历史包袱。 但学问终究不能成为政治的遮羞布，对近代日本学问史的考察，不仅是对学问本身发展史的追溯与梳理，更事关应如何审视该时期学问的政治侧面，其折射出的是近代日本学问与政治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