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因寺成镇”常被用以概括中国城镇化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四川福宝古镇常常以其寺庙众多，以及独特多元的宗教与民间信仰闻名于世，其形成亦被归因为“因寺成镇”。然而，福宝古镇早期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是移民文化、空间地理、交通经济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共同产物，绝非单纯“因寺成镇”“以庙兴场”为动因发展而来的集市场镇。

关键词: 场镇、寺庙、聚落、福宝场、因寺成镇

Author

赵紫轩，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美学、宗教学。主持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景观、都市寺院景观等课题1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传统古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特征研究——以四川福宝古镇为例》《张家界市馆藏“漆古”铜镜的保护修复》《张家界馆藏铜佛像的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探索》《影响博物馆藏品安全的自然因素》《南充博物馆体系构建研究》《四川高校博物馆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等论文数篇。

一、前言

“因寺成镇”的说法，一般是指受寺观庙宇一系列宗教活动的影响发展形成的集市，后逐渐扩大形成场镇的一种城镇化现象。是把市镇乡村的历史和寺庙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历史叙述（Zhang 2020），是聚落与寺庙发展关系时间与空间的博弈。本文通过讨论福宝古镇的形成与寺庙间的关系以此辩证这类说法，部分观点认为福宝古镇的形成是“因寺成镇”（Chen 2003）或“以庙兴场”（Liu and Zhou 2006; Yao 2015）。

福宝古镇，清代旧称佛宝场，新中国成立后改称福宝场。地处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东南部，四川盆地南缘，川黔渝交界，白色溪与大漕河交汇处，属亚热带气候区。2008年10月14日被列入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9年10月16日福宝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八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群布局以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古道，沿回龙桥自北向南延伸的回龙街为主线，东西贯穿九龙巷、刘家巷、包青巷、柴市巷、鸡市巷等五条巷道而成形，街道全长450米，宽1.5～8.0米(Xie 2023)，寺观庙宇、商铺、民宅等建筑林立古道两旁依山势沿河而建，其中佛教道教以及众多民间信仰宫观庙宇就占据了古镇三分之一的建筑面积。

二、“因寺成镇”现象考察

学者竺暨元深入分析太湖以东地区“因寺成镇”现象市镇，将这类市镇划分为旧聚落位移至寺院形成市镇和寺院主导形成市镇两种表现形式，前者为原镇遭破坏，再于不远处的寺院为核心重建新镇，如江湾镇、南翔镇，但此类型不多见；后者为寺院主导形成市镇，如法华镇（Zhu 2010）。“因寺成镇”最基本的逻辑前提为先有寺后有镇。应先比较寺庙与市镇历史先后，再辨证寺院在市镇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Zhu 2010）。其次，通过分析真如镇、南翔镇、法华镇、龙华镇、七宝镇等市镇空间布局发现，“因寺成镇”市镇中的寺院山门外都建有桥梁“香花桥”，以便进出寺庙（Zhu 2010）。寺庙导致市镇形成，与宗教普及、香火旺盛、人的聚集等多重因素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是一种宗教文化效应。在寺院文化与公共活动空间双重作用下，市镇由寺院主导牵引形成；在市镇的形成过程中，寺院起关键性作用，没有寺院，则不可能出现市镇（Zhu 2010）；强调“文化驱动力”是传统经济市场发育的关键因素（Zhu 2010）。但学者吴滔认为该观点忽略了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Wu 2012）。

学者吴滔以著名的“因寺成镇”上海南翔镇为例深入分析与讨论（Wu 2012）。从地名学的角度，南翔镇地名得自“南翔寺”，明万历年八年（1580）冯梦祯撰写的《重修白鹤南翔寺大雄殿记》载：“寺据镇之中，镇以寺重，亦以寺名”（Chai and Pan 2004）。《南翔镇志》中亦提及南翔镇“因寺成镇，遂以寺名”（Zhang and Cheng 1924）。该镇由镇中南翔寺、大德万寿寺、万安寺和镇四周各有东五圣庙湾、西侯家湾、南薛家湾、北鹤颈湾，组合而成似佛教“卍”字符状的聚落布局。南翔寺在唐代就已存在，大德万寿寺于元大德年间创立，万安寺于元泰定年间创立（Zhang and Cheng 1924），后创立的两座寺庙类似于南翔寺家族“分房”（Wu 2012）。吴滔通过文献分析还原以南翔寺为核心的南翔镇在唐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市镇空间格局演变，自唐代仅仅只有寺庙，到南宋初年旱田塘浦开发以及“自属地名”南翔镇的出现，乃至元代两座新寺的创立，虽已达到中等寺院规模（Wu 2012）且僧侣增多，并已形成“寺庙型聚落”，但商业聚落仍未正式成形，直至明清棉布、稻米交易发展（Wu 2009）才形成“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基本格局。作为传统社会经济的棉业与米业每日开市，不受集期限制，不迎合庙会香市周期，可见寺庙绝非形成南翔镇的主导力量，不能以“文化驱动力”或“宗教驱动力”等概念简单的解释传统时代市镇发育形态，南翔镇所谓的“因寺成镇”是在聚落景观纹理细密化背景下对“自属地名”的过度诠释（Wu 2012）。

根据前辈学者对“因寺成镇”现象的深入研究，以寺院名字命名市镇并不能作为“因寺成镇”的有力证据。无论是“以寺成市”“因庙成镇”还是“因寺成镇”等现象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时间优先性。先有寺庙，后聚集市。二是香市从属性。寺院作为主体，香市是依赖寺院衍生而成的交易市场，存在紧密的附属关系。如江南寺院山门外的香花桥，为最初市集形成之地点。三是社会空间核心位置。寺庙作为各种社会生活的核心，并非只是聚落地理的中心位置，是围绕寺院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宗教、商业、生活等社会活动而形成的市镇中心社会空间布局。

故此，关于福宝古镇的形成是否属于“因寺成镇”这一现象，则可依这三个特征进行深度考察。

三、建场探源相关研究

目前学界就福宝古镇何时兴建有两种观点：一是始建于元末明初，后毁，于清乾隆年间恢复，系川黔古盐道中“仁岸”运线陆路途经场镇之一（Zhao 2007）。福宝场（即佛宝场，以下称福宝场）的历史早于清代这一说法，除陈志华《福宝场》一书中记录由本土居民追忆的资料外，现阶段尚无直接文献资料证实元末明初就已经发展为集市。

二是认为福宝场兴起于清初“湖广填四川”时（Chen 2003），由其他场镇迁移重建而来。陈志华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在《福宝场》中将福宝场的前世今生清晰地描绘展示在世人眼前：

福宝建镇最早的资料很迟才见于乾隆《合江县志》。那是合江的第一部县志，提到南乡离城九十里有个“新场”。合江县的朋友们拿它和嘉庆《合江县志》南乡离城九十里的“佛保场”对照，认为新场就是佛宝场。

我这次调查，大体可以证实朋友们的这个推测。当地传说，在白色溪西岸往北，现在的福宝新区我们的住宿地，早年有一个王家场，因为多次被火烧，就迁到东岸高地上建了王家新场。乾隆县志上记载的“新场”，应该就是这个王家新场。嘉庆年间改称佛宝场，后来叫福宝场。(Chen 2003)

……

于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创修的《合江县志》里有个南乡九十里的“新场”，它可以断定为嘉庆十七年（1812）续修的《合江县志》里南乡九十里的“佛宝场”，也便是福宝场。(Chen 2003)

上述观点需考证两个问题：一、清乾隆时期的“新场”是否由“王家场”新建而来？二、“新场”是否乃“佛宝场”前身？

清乾隆《合江县志》卷四载：“王家场，在县南二十里”“新场，在县南九十里”(The Palace Museum 2001)。清嘉庆《合江县志》卷十一载：“王家场，在县东三十里”“佛宝场，在县南九十里”(Qin, Yang and Zheng, 1812)。由此可见，清乾隆时期的“王家场”与“新场”实为并存关系，且地理位置相距较远，到清嘉庆时期“王家场”地理位置由清乾隆《合江县志》所载“在县南二十里”变为“在县东三十里”，故此“新场”由早年焚毁的“王家场”新建而来这一说法未必属实。其二，清乾隆《合江县志》的“新场”在清嘉庆《合江县志》中已查无此名，由地理位置一致的“佛宝场”替代，且同一地理位置亦未出现其他场名，由此推断“新场”应是更名为“佛宝场”。

四、福宝场聚落发展之滥觞

目前所见最早关于福宝场的记载出现在清嘉庆《合江县志》中，仅载明场市及渡口的方位。民国《合江县志》首次将福宝场的历史前推至明代：

佛宝场，一作福宝场，明代创建，清康熙中扩充之，滨临蒲江，水涨时可以通舟，居民三百余家，商业以竹木为大宗，竹运销自流井，木销江津、重庆。(China Local History Integration Committee 2017)

明代的福宝地区可能确有人居住，但在明代末年因战祸导致合江诸场

荒废。民国《合江县志》卷二“食货”篇中“近三百年民生消长状况”记录明末惨祸：

自明崇祯甲申献贼再入蜀，陷重庆进窥成都，分兵三路，水路并进。贼将温时阎诸部二万人，沂江而上，取道合江，次营较武场，附城之民，歼夷略尽。其明年，明抚院马乾率四标之众驻城九月，日以打粮为名，遍搜民间藏粟，不遗颗粒，于是合江人幸不死于贼者，十九沦为饿殍，四野炊烟熄矣……两漕九支之民幸有存者，仅百余户（两漕五十余户，九支六十余户），田畴尽荒，至掘马姜、苦蕨、芦筍为食……掩翳天日，狼嗥虎啸，白昼搏人，诚旷古未有之奇劫也。(China Local History Integration Committee 2017)

福宝场有一码头名为蒲家渡，亦称佛宝上渡，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蒲家渡，县南一百二十里，溪源同沙滩渡，乾隆五十三年绅耆何燦山、陈俸等募银四百六十两置买渡田，地名三角潭屋基，其田渡夫耕种，有碑记。(Qin, Yang and Zheng, 1812)

是水陆转运站，也是大漕河航运的起迄点(Chen 2003)。

若想证实该地区于清嘉庆前就已形成场市，还有三处实物证据可供佐证。一处是福宝古镇内现存最早的石拱桥——回龙桥。民国《合江县志》卷一载：

回龙桥，白色溪，佛宝场街，清乾隆四十七年陈性文、李三露、卢首林等募修，道光十年王朝维、胡茂南等重修。（China Local History Integration Committee 2017）

该桥道光十二年（1832）所立《修桥功德碑》也记录了修桥过往，同时还记录“乾隆四十四年（1779）已亥大水，回龙桥倾圯”(Chen 2003)一事。一处是位于古镇中段的惜字亭，该亭原立于三神宫前，后移至天后宫门前，亭身镌刻《序》两篇，现石板风化严重，不能通读，但可辨识较早一篇文末记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岁次庚戌天中月朔谷旦”以及“积聚约数百家，可称巨镇”字样（Chen 2003）。一处是三神宫《文昌宫历年募化碑序》：

乾隆甲辰（1784）募资买房装龛以奠……嘉庆甲子（1804）再集金资承买基址，延戊辰（1808），庙乃落成……永作文昌洞天，而火神、财神亦奠其位……迩来风火宁静，生意兴隆，神恩护佐，风化弥光，作善降祥，其理不爽。大清嘉庆十五（1810）年岁次庚午仲夏月谷旦。（Chen 2003）

这三处石刻提供了重要信息：福宝场在清乾隆时期确已有人居住，并形成移民聚落，场镇已成规模。

五、场镇聚落的奠定——集市与寺庙的形成

福宝古镇在清代是重要的水陆码头与周边物资集散点。作为大漕河水运的起点，水路经两河口会小漕河、难滩、马庙子至江津县入长江(China Local History Integration Committee 2017)。陆路自城中通往八方的九条山路，南通贵州，是重庆赴贵州的必由之路，每逢集市，几十公里半径范围的乡民辐辏于此。(Chen 2003)经清初顺治、康熙、雍正百年的恢复积聚之后，到乾隆年间作为重要交通要道的福宝场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性集市，物产主要以竹、木、蚕丝、蓝靛、茶饼为主(China Local History Integration Committee 2017)。

福宝古镇初名“佛宝”,一说法是借宫庙之名改名“佛保”,意为“佛祖保佑”, 新中国成立后谐音改为“福宝”(Ruan, Shi and Li 2018,

219)。是否与佛教存在一定关系，则需从古镇最具代表的庙宇寺观着手探明。禹王宫《重建碑》载昔日福宝古镇曾毁于一场大火：

西蜀符邑之南有福宝场，昔年曾建禹王庙，历有年所，为百世享祀勿替。不意辛未岁祝融作而神庙俱毁，羊角起而铺户悉为灰烬，岂非神人之不幸乎。尤幸市之董事者倡首将昔年所积银两重修神殿，而银不敷支，未能告成。零落数载，越戊寅，复有予等念圣祀之不可久缺，特修缘薄募化，诸君共勷厥事，重整神龛御案，装彩圣像龙牌……大清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始洗月上弦吉旦立。(Chen 2003)

故现存寺观庙宇大都为清嘉庆十六年（1811）之后重建。自镇北起至南，依次为王爷庙、五祖庙、土地庙、张爷庙、清源宫、禹王庙、万寿宫、天后宫、三神宫、董公祠、乡谊祠、回龙寺等12座庙宇及1座惜字亭（见表1）。

从寺庙位于古镇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些庙宇除三神宫位于古镇的最高处，王爷庙位于镇北外大漕河边，其他庙宇宫观皆与普通民居、商铺混杂建于主街道两侧。

从庙宇建筑的功能上看，并非单一的求神祈祷的宗教用途，而是作为多功能公共建筑服务本地民众。如集日缓解街道拥挤作市场用，节庆庙会作文化娱乐场所，或兼地方会馆又近似家祠，亦可作为官员办事之所。故而一些学者将福宝古镇的形成发展归因于“以庙兴场”的观点也就不那么准确了。

其次，福宝古镇现在并无纯粹的佛教寺院，唯一供奉佛教神祇的回龙寺也是佛教道教神祇都供奉的，过去则是用来点放玉皇天灯的灯棚。经镇上老人回忆，“它原是佛寺，后来被道士们夺走，改为道观……只知道它向来只叫‘灯棚’，没有什么寺庙的名称”(Chen 2003)。显而易见，福宝场之旧称佛宝的来由绝非因寺名场，亦非源自佛教寺院的兴盛。

六、结语

通过前章对福宝场聚落空间形成的历史回溯，结合“因寺成镇”现象的三个特征，不难发现，福宝场的形成早期并非先有寺庙，而是移民在先；作为寺院的附属市场香市也未有规模的形成，而看似数量繁多林立于街道两侧的宫观庙宇也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凸显，并非占据社会空间的绝对主导地位，福宝场有其独立的传统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绝非围绕宫观庙宇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福宝场早期由新场更名佛宝场，是清代初期外省移民逐渐扩张而来。倘若不弄清楚福宝场聚落形成的发展脉络，在探讨其起源及场镇空间布局时便会陷入“因寺成镇”“以庙兴场”的迷雾中。而通过当地众多庙宇所表现出的多元宗教信仰，仅仅只是福宝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形成场镇的主导力量，许多学者往往因此原因忽略福宝场自身地理-交通与商业-物产优势带来的外因驱动力，以及场镇形成之初移民文化内因作用的推动，恰恰是这移民文化带来了多元的宗教与民间信仰。作为清代西南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运输枢纽并融合了移民文化的福宝，逐步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场镇的独具特色的场镇聚落文化，也彰显出川渝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并蓄。

Acknowledgemen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ZJ022）；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泸州市乡村振兴与新农教育研究中心2020年项目（SHSK2020020）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论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