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本文以《祖堂集》为研究对象，探讨泉州僧禅宗文学的创新与传承。通过分析泉州禅宗兴盛的双重动因、"泉州僧"概念的内涵以及泉州僧禅诗偈颂的世俗化突破，揭示了泉州僧在禅宗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泉州僧的禅宗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禅宗思想的深度，也展现了地域文化的特色，为禅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泉州僧；禅宗文学；《祖堂集》；偈颂；语录；世俗化

Author

郄云荻，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汉地佛教与民间信仰，特别关注宗教性别研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交织。当前研究以宗教传说与女性形象为切入点，探讨了妙善传说、目连救母叙事中女性修行、孝道与父权框架之间的复杂张力，兼顾文本分析与宗教社会学视角，关注信仰叙事的本土化策略与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传播机制。相关论文曾探讨佛教与儒家孝道融合的传说叙事，以及宗教文本如何回应传统家庭结构中的性别张力；

曹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印度佛教。

一、二元对立的结构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同为汉地的本土创作，两则故事尝试以相似的情节统一佛教与传统儒家文化，并均作为孝亲故事的典范为人颂扬。然而，二者在讲述两性如何实现孝道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反映了共通的性别意识。在故事结构上，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均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展开，贪婪的母亲与事佛孝亲的儿子、强硬的父亲与坚韧的女儿之间的冲突设计，不仅迎合了观众与信众的心理预期，也展现了不同的亲缘关系及相似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等级意识。在主角的塑造上，目连与妙善有着截然不同的修行与孝亲经历。目连天然具备孝子与出家者的双重身份，其求佛救母之路可谓顺利；他的这种先天超越性，是妙善需历经重重磨难与自我牺牲，最终通过父亲妙庄王的忏悔皈依才能获得的女性宗教修行合法性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在目连母刘青提与妙善两位女性的形象塑造上，前者因贪食违约产子受罚，后者则过午不食、割肉孝亲。二者与食物的关系背后，反映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与性欲的迷思，“女性原罪”的观念也在“真实凡女”刘青提与“圣女”妙善的对立中不断得到强化。由两则故事衍生的天狗禁忌与送子观音信仰、血湖仪式与香山仪式具有不同的禳灾功能，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并强化了社会文化对女性欲望与身体的否定。

本文致力于对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核心情节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阐明二者共通的父权叙事框架及其所反映的性别观念。尽管两则故事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众多民间改写，在后续的戏本宝卷中为吸引观众而衍生出目连三世转生等扩充情节，但在讨论二者时，本文将专注于故事的最核心情节与主要人物，有意忽略那些在后续添加的内容。对于目连救母故事，本文将聚焦于目连母刘青提堕入地狱、目连施以援手及其相关情节；在妙善传说中，本文则将重点分析妙善拒婚修行、割舍手眼以救其父等关键情节。此外，分析将集中于刘青提与目连母子，以及妙庄王与妙善父女这两对主要人物之上，对其他辅助人物则不作深入讨论。论文将依次探讨故事的二元对立结构、主角的不同经历、迥异的女性形象塑造、延伸的科仪功能，并最终探讨这些故事在当代的意义。

目连与妙善的传说均采用了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通过刻画对立的人物性格与行为模式来增强故事的冲突与吸引力。目连作为事佛孝亲的儿子，与其贪婪并违背誓言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坚韧修行的妙善与其强硬独断的父亲妙庄王之间的冲突也格外突出。两则故事都塑造了一个善良虔信的儿子/女儿形象，同时作为对立面，刻画了一个诋毁三宝的负面母亲/父亲形象，通过两者的比较衬托前者的高大。二元对立是民间文学塑造人物所采用的普遍图式，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结构上的稳定性与完整性，也符合民间观众的心理预期，是故事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Liu 2011）。

尽管两则故事运用了类似的二元对立结构，但它们在展现不同亲缘关系的同时，却共同构建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叙事框架。目连与其母、妙善与其父的关系都体现了男性在家庭内外事务中占有的主导地位，强调了男性优越的性别等级制度。

目连故事中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目连与其母在信仰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目连如何在修行与尽孝间寻得平衡，而其母的地位与命运则受到他的强烈影响。随着故事的发展，目连母（刘青提）在《佛说盂兰盆经》中由“罪根深结”四字带过的罪孽逐渐被扩充完整。她背子开荤、弑狗辱僧且不知悔改、发下毒誓，积恶难返的母亲形象与一心向善的目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也面临着宗教救赎与行孝救母之间强烈的情感冲突：佛教修行意味着对社会束缚与义务的打破，断除执念，令罪人自食恶果，实现个人的宗教超越；而孝道则要求目连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将其救离地狱（Idema 2008, 3）。尽管刘青提与目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各版本中多以跋扈悭吝的形象出现，但其展现了母子关系特有的母亲对儿子具有控制欲与讨好的双重面向。刘青提在目连外出行商前应允施舍财物，并在其返家时“火急铺设花幡，辽遶院庭”，言“自汝出向他州，我在家中，常修善事”（Anonymous n.d.c.），表现出牵挂讨好、隐瞒作恶的一面；又在目连求证自己是否撒谎开荤时执迷不悟、恼羞成怒，以母亲的身份强硬道：“我是汝母，汝是我儿，母子之情，重如山岳，出语不信，纳他人之闲词，终为是实。汝若今朝不信，我设咒誓，愿我七日之内命终，死堕阿鼻地狱”（Anonymous n.d.c.）。刘青提矛盾的态度来源于传统父权社会中两性的地位差距。一方面，她因赋予生命的母亲身份而对目连有掌控欲，要求被敬重，想要将儿子作为探索者的男性天然具有的超越性内在于自身之中，为己所有（Beauvoir 2013, 893）；另一方面，作为在社会中依靠男性提供经济支持与价值认可的女性，丈夫早逝的刘青提唯有母凭子贵，敬畏、仰赖目连。故事中的刘青提以自私残暴的形象出现，又在生前死后命运的每一环节都依赖于目连的拯救，虽离经叛道但仍被救离地狱。目连在被描写为具有神通力的得道者之外，更被她衬托为有血有肉、具有人情味的孝子榜样，具有真实的个人魅力。

在妙庄王与妙善的父女关系中，则体现为两个个体意识的碰撞，是女性对父权的不服从与挑战。不敬三宝的强硬父亲与一心修行的善良女儿的对立，与目连母子如出一辙。然而，与目连故事中宗教追求与孝亲救赎的张力不同，妙善与妙庄王的冲突在宗教与家庭的矛盾背后，是女儿不顺父、臣女不顺君的女性独立与父权权威间的冲突：“汝今已长，当遵吾教，毋在后宫惑乱嫔嫱。汝父有国，不喜此事。我与汝母为汝纳婿，汝自今已往，当依正道，勿学邪道，坏吾国风。”(Jiang and Cai 1100)。在妙善传说最初的文本中，妙庄王对妙善的不满便在于其拒绝顺从命令，并做出败坏国风、妨碍国家统治的行为。妙善拒婚修行的行为不仅有违其作为女儿顺从父亲的伦常女德，更是没有承担作为公主，进行贵族婚姻为国提供聘礼及继承人资源的政治经济职责（Wing 2011）。妙庄王对待妙善的态度也与刘青提对儿子的双重态度不同，他始终展现出作为父亲与君主的不容质疑。其威严也在故事的发展中得到了更详尽的描写：“众称人尊，祝立为帝，正治封疆，纵广十万八千里。皇城十二门，围绕三千里，宫殿高广，金碧交辉，四相供奉，三公卫护。九番七十二国，往往来来，万姓俱降。人人叩头，个个钦仰”(Puming n.d.)。妙庄王逐妙善出宫、火烧尼庵甚至弑女都未经犹豫；而妙善则除拒婚外，在言语行为上未曾再有忤逆顶撞，安然接下所有惩罚，这既体现了她作为观音化身的无嗔与慈悲，也反映了父权社会中男性在家庭与政治中的优越地位。在故事中其他人物对妙庄王的惧怕与服从的衬托下，妙善对于社会赋予性别角色的反抗、宗教行为与世俗职责的矛盾尤为明显。与目连调和宗教修行与无法割舍的孝亲情感的内在张力相对，妙善对于传统社会的背离可谓重罪。纵观整个故事，其化解矛盾的目标在于如何将自身为宗教修行所做出的不顺服重新内化于家庭职责之中，最终为父权所接受与原谅。

两则故事在突出亲缘关系中男性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展示了因果报应对两性角色的不同影响。在妙善传说中，妙庄王具有人世的至高权威，尽管在故事中两次受罚——“王心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惟有三女”；“妙善思念：我之父王，不敬三宝，毁灭佛法，焚烧刹宇，诛斩尼众，招此疾报”(Jiang and Cai 1100)；以及“玉帝符命，普召九天共议：庄皇无道，削除三宝，犯罪不可轻恕。敕差瘟部，行病使者，送病与妙庄皇，患生迦摩罗疾，折福现受报”(Puming n.d.)——但不论是无太子仅得三女，还是生迦摩罗疾，均与其弑女作恶无关，而是因为他对佛法的轻视与破坏，并作为人间统治者，妄想侵害玉帝统辖的神圣领域，干涉天道。杀害妙善，毋宁说是妙庄王作为尘世父王对女儿的私人权力。其人间权威从未被质疑，反而在故事更迭中不断得到强化。相对地，目连故事中的刘青提则不曾脱离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与边缘位置，始终作为平凡罪女存在。她的罪状也在故事发展中不断被扩充详细，不仅破戒开荤、诋毁三宝，更是犯下违背丈夫遗言、欺瞒儿子的不顺之罪。随着刘青提罪行的加深，她所受到的地狱惩罚愈发严厉，目连为其摆脱地狱苦痛的孝子美德也就愈光荣与值得称赞。妙庄王与刘青提相异的身份与业报反映了两则故事中两性社会地位与罪罚的巨大差异，为后续文本中血湖信仰的引入提供了正当性——在今生可达成的宗教皈依外，不可选择的男女身份才是罪孽的终极差异所在。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为理解后续章节中主角经历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二、主角的不同经历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具有共通的二元对立结构及其背后的父权话语框架，这一框架直接影响并塑造了两位主角截然不同的修行与孝亲经历。作为男性，目连自然地具备调和儒佛张力的“身披袈裟的孝子”之双重身份，其个人宗教追求与孝亲行为达成了内在的统一。而妙善作为女性，其宗教行为不仅要经历重重磨难与考验，最终还需要通过回归家庭角色，并得到父亲的承认，才能获得合法性与认可。这种差异凸显了传统社会对男女两性在精神追求与家庭责任方面的不同期待与规约。

在修行与孝亲的过程中，目连与妙善的经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目连救母的传说各版本普遍侧重描写他游历地狱、借助佛力获得神通以救母的情节。相较之下，妙善面临的艰难险阻则在故事中不断加剧：从宫中独立求道被逐，到尼姑庵的琐事劳苦，再到上刑场、下地狱，直至最终割手眼的自我牺牲。尽管目连和妙善都面临着宗教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但出家修行可能带来的家族子嗣延续的断裂危机，在目连身上并不显著，反而通过母亲的罪孽，成就了其有血有肉的佛门孝子形象。反观妙善，她的拒婚修行则使她成为了与父权社会“二度断裂”¹的罪人，不仅需要经历重重磨难作为惩罚，也要通过最终的割肉孝亲行为完成对这种断裂的自我赎罪。

女性修行者在宗教中的经历通常比男性更为曲折且充满牺牲，甚至甘愿“自虐”（Beauvoir 2013, 1117-1121）。这不仅反映了男性创作者对于描写圣女受身体折磨的偏好，以及父权社会文化对于女性具有“缺陷”的迷思（Idema 2008, 14-18），也由此塑造了通过折磨自身以证明虔诚与神圣的“自我厌恶”式女性困境。在目连的修行救母过程中，其“牺牲”被郑本《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描述为辞官与辞婚，皆因“真心救母无他向”（Anonymous n.d.d, Part Two, 105）。这在进一步凸显其孝心的外，目连的辞官或许与目连戏中所蕴含的民间对统治阶级荒淫腐败的不满有关（Liu 1997, 75-77），而辞婚情节甚至塑造了新人物——守节贞女曹氏——作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的女性榜样。目连与妙善在故事中的不同“牺牲”，反映了社会对于两性身份的不同期待：目连为救母舍弃了似锦前程与重重诱惑，而妙善则因背离了文化规训的“美好”路途——“当受苦的女子，你不趁青春，长就一人，老来方知空自惆怅。不思父皇宫中富贵，只有天在上，更无第二家。”(Puming n.d.)——而遭受磨难惩罚。这种对比揭示了男性具有更多的选择与自我超越的特权，而女性的角色身份则更多地被框定在家庭之中。

同时，女性的宗教追求与行为，往往仅能经由男性的认可或转化而被承认，从而获得合法性。妙善传说的整个故事，可以概括为妙善的拒婚修行从最初的不被理解与承认，到通过经历苦难与自我牺牲最终被家庭接纳的过程。割肉孝亲是妙善神化的关键情节，也是其拒婚行为被原谅的重要环节。唯有通过医治妙庄王迦摩罗疾并使其皈依，妙善的修道才能成为合法的存在。这一观念在《香山记》中格外明显：妙庄王看到失去手眼的小女儿悔恨万分，祈求上天为她“添手添眼”，却说做“千手千眼”，因其金口所言，妙善化身为千手千眼观音（Guben Xiqu Congkan Bianji Weiyuanhui and Cheng 2016, 95-96）。同是在《香山记》中，妙善游地狱度白雀寺遇害五百尼众，其目的是劝她们不要记恨妙庄王（Guben Xiqu Congkan Bianji Weiyuanhui and Cheng 2016, 72）。妙善的割手眼、为火所烧的白雀寺与尼众，成为了令妙庄王由诋毁三宝者转为皈依佛门或升天圣人的必要牺牲品。妙善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孝心越强，妙庄王证得佛果越深，她的神性也才愈发凸显。妙善的割肉行为纵然可以被视为佛教所推崇的“布施”与对终将幻灭的身体的摒弃，但与目连设盂兰盆法会、广济他人不同，她的“布施”对象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即便在后期游地府中增加了度亡魂情节，也无法改变以慈悲、观世音声著称的观音，其成神之路必须经由对父亲的奉献来达成的这一略带讽刺的事实。经由设法会布施，目连完成了由挂念己母的小乘阿罗汉向大乘菩萨道的转变（Yang 2012），而妙善的拒婚修行与割肉孝亲，则始终没有打破女性家庭角色的局限。

尽管两则故事都是备受歌颂的孝亲传说，但不同的情节设置暗示着，相较于孝子目连，公主妙善并非主要作为普适性榜样而被塑造。除前文所述两人不同的布施行为外，目连更为顺利的行孝经历也反映着文本作者与民间读者对二人的不同态度。目连的修行救母离不开神佛的指引与帮助，刘青提作恶多端但仍能得救，与其说是目连救母，毋宁说是神佛救母——天界主宰者对符合其要求的“人间榜样”目连的请求给予了支持（Sun 2016）。而同为玉帝天神所称赞的妙善，则在刑场或地府生还之外，从未收到更高层级的直接帮助。超现实的力量为目连的行为提供了宗教性的支持，而妙善的求道环境可谓孤立无援。除了男性的压制与重重磨难外，她还要应对来自周围女性的反复劝告。不仅两位姐姐劝其享受王宫中荣华富贵，白雀寺五百尼众同样对其行为感到不解：“妙善生长王宫，何苦自求寂寞”、“妙善生于宫中，不知外之艰难，意为出家”(Jiang and Cai 1100)。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出家往往为外在环境所迫，而妙善身为遥远时空的公主²，其身份与普通女性相差甚远。不仅是文本中的女性，女性读者也可能更倾向于站在规劝与不解的角度，看待其拒婚修行的选择。此外，尽管妙善曾于宫中持斋、白雀寺劳作、香山修行，但其从未成为严格受戒的出家者，而是始终在宗教修行与回归家庭角色中留有转圜余地，从而避免了女性读者对“出世”行为的直接效仿。与在家者妙善仍需服务男性、回归家庭以获得合法性相对，目连的出家修行与孝亲具有天然的内在调和。《佛说盂兰盆经》中，他“始得六通，欲度父母”（《佛说盂兰盆经》）。在后续的版本中，或父母双亡后证得阿罗汉果，或外出修行得目连尊者法号，种种宗教修为成就无需经由救母达成。而神佛对其帮助之多，亦表明其行为所受到的超自然鼓励与因果理论的支持。

《佛说盂兰盆经》及后续目连故事以调和儒佛冲突、宣扬敬僧为主要目的，塑造了天然统一佛教修行与儒家孝亲的目连形象。而儒家忠臣蒋之奇所作《大悲菩萨传》（Chen 2012），则更似将儒家思想对于女性规训的内核，巧妙地埋藏在佛教传说故事之中。由此观之，妙善传说并非支持女性个人宗教追求与自由选择的独立宣言，而更像是一种巩固父权社会秩序的教化工具。这些主角经历的差异，直接关联到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三、不同的女性形象

目连与妙善在追求各自宗教与孝亲目标时所遭遇的境况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故事中核心女性形象——目连之母刘青提与公主妙善——的塑造。她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与情欲的两个极端面向，这种对立在文本的演变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并反映了深层的性别规训与期望。两则故事后期版本中所融入的血湖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截然相反的夺子天狗与送子观音的神祇形象，进一步揭示了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原罪”的迷思。

与刘青提的形象截然相反，妙善始终被塑造为一个禁欲与自我牺牲的圣女形象。其少女未经初潮（Idema 2008, 18）、不食荤腥、坚定拒婚、一心修行的设定，都令妙善在世俗与宗教层面杜绝了情欲与生理的“罪孽”可能，从而断除了堕入血湖地狱受难的根源。最终通过割肉孝亲，妙善达成了对“女性性别罪恶”的解脱榜样：神化为观音后，其女性的“不洁”身份便也得以化解。为女性“原罪”提供救赎之道，这成为《观音济渡本愿真经》中观音下凡的动机之一，也是妙善传说吸引女性信众的重要原因：“但视女子，不明天理循环，世所禁戒，有堕落不堪者也。细思尘苦，可悲可叹，吾不如下世，脱化女身，解此五浊之灾，以作后世榜样，使妇女亦好知非改过”（Anonymous n.d.e., 10）。同在这一版本的故事中，妙善与刘青提在血湖地狱发生了直接的相遇。妙善游地府间，有判官禀报佛旨，言本性迷昧、贪食浊物的张氏（刘青提的另一称谓）因其子修音（目连的另一称谓）行善积德，被救出血湖地狱，往生极乐。见此情境，妙善叹道：“可羡这胡张氏算有缘分，得一个胡修音立志修真...待我把衣钵显弥陀听令，南无佛提一提逆转乾坤，各地狱顷刻间都皆变尽”（Anonymous n.d.e., 107-108）。妙善与刘青提在故事中产生的交集，为女性展现了两条对抗命中注定的血湖地狱的途径：一是“母凭子贵”，寄希望于生养一位目连般的孝子；二是信仰妙善观音，凭借自身和女神的修行力量得以解脱，甚至去除“女身”。妙善的拒婚与反哺，也由此在某种解读中被视为扭转了家庭中的供需关系，从而“真正”提升了女性身份、唤醒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行为（Jansen 2016）。

尽管妙善似乎是一位反抗父权的女性榜样，刘青提的经历也警示着女性婚姻生育之苦，但两则故事的流传与阐释，长期以来主要由男性主导，两人的形象也始终为规训女性行为、巩固社会父权结构服务。刘青提的脱罪必须经由男性的拯救，妙善的修行圆满也离不开男性的认可而最终达成。两位女性的不同经历，展示了民间文学中女性命运的某种共通性：担忧被家庭放逐，渴望得到家庭这一结构性存在的永远承认（Ding 2017）。具有个人欲望的“凡女”刘青提，无疑更加贴近真实的民间女性。在传统儒家社会中，她们难以避免结婚生子、产生“血污”。文本对于女性怀胎生子的劳苦与死后受罚的不公的描写，也在故事改编中被加以强化。女性读者一方面对“在生之时，生男育女，吃尽千辛万苦”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为“死后又堕在血湖池中，过去生男育女辰光，着了多少急，受了多少气，困过多少湿尿席”(Anonymous n.d.e.)的地狱恐惧所笼罩。一心救母的目连因倡导子女为母赎罪的孝行而备受欢迎，女性在歌颂孝子目连的同时，也同情刘青提的遭遇，并进行自我劝善，以期获得男性的仪式性拯救。相对地，近乎完美、禁欲无嗔的公主妙善，与世俗女性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以至于她们难以在其形象中找到与自身的直接重叠之处。这也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圣女”形象，其塑造目的或许并非意在作为普遍效仿的榜样。

不仅刘青提的血湖受难强化了女性的“原罪”迷思，妙善不断表达的对死亡与地狱的恐惧，以及最终去除了俗世性别的成神结局，也间接深化着女性“不洁”的观念。两则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相似的主题：无可避免的“女性身份”如何为男性力量所“化解”。刘青提依赖男性得以解脱，而妙善则通过放弃性欲、脱离凡俗婚嫁来回避地狱之苦，又因割肉救父这一极致孝行，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禁欲式”的婚姻与尽孝教化：即女性的角色价值始终根植于家庭，无私欲的孝女也会为了父亲的幸福与家庭的延续献出个人的自由——这种不因个人欲望、而是以家庭为导向的奉献与牺牲，并不会受到地狱的谴难。

刘青提与妙善分别衍生了夺子天狗与送子观音的信仰，这两位不同的神祇形象，反映了共通的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与生育能力的恐惧与迷思。在《血湖宝卷》等部分版本的目连救母故事中，刘青提为目连救出地狱、托生为犬后依旧不改悭吝恶习，因此最终维持犬型，并由此演化出会偷食婴儿以致流产的天狗信仰（Sun 2016）。与夺子天狗相对的是广为人知的汉地送子观音女神。经历了交合与生育的刘青提被视为纵欲的、具有破坏性的“不育”女神（天狗），而未经初潮、形象禁欲的妙善（观音化身）反而成为了最富生产力的生殖女神。这两种形象共同深化了女性身体的“原罪”观念，两性的欲望被集中为单性的罪恶与诱惑。尽管女性的性欲与身体具有可能毁坏男性统治与理智的“危险”，但脱离了性欲却又掌管生育的观音形象，则展现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生育繁衍的期望与对女性身体恐惧的内在矛盾——女性始终难以完全脱离社会赋予其延续子嗣的义务。两则故事及相应信仰的传播，与女性迷思的社会基础相互促成：只有在“女性原罪”理论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故事与信仰中的这些女性形象才能被广泛接受；同时，也正是在对传说的不断唱诵与对神祇的崇拜中，女性“缺陷”的文化迷思被不断深化，女性对于自身身体的厌恶与恐惧也将愈加强烈，从而更加归顺于父权社会之中。这些迥异却又内在关联的女性形象，不仅存在于文本叙事中，更通过衍生的科仪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展演与强化。

四、延伸的科仪功能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中塑造的鲜明女性形象及其承载的性别观念，在文本之外，亦通过具体的民俗科仪——与目连故事相关的唱诵宝卷时的破血湖仪式，以及与妙善传说相关的香山仪式——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践和强化。这些科仪因其故事基础、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的差异，展现出显著不同的功能与社会意义。前者往往强调晚辈行孝，特别是儿子为母亲解除“血湖之罪”，利用并强化了女性对于地狱的恐惧以及对家庭角色的认同；后者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祈福消灾活动，其仪式实践取舍了故事情节的特定象征，从而淡化了妙善形象中潜在的对家庭的反抗色彩，消解了其独立的个体意识。

在目连救母传说的演变中，刘青提在地狱的原始经历与目连设盂兰盆法会的普度众生的情节，在仪式性文本中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性生育劳苦的加强描写、女性在血湖地狱中受难的骇人情节以及目连如何通过孝行使其母脱罪的强调。对女性血湖地狱受苦的刻画与孝子为母赎罪的仪式描写，以《血湖宝卷》最为典型。其强调女性之所以堕此地狱，主要是因为经血和生育带来的“染污”，以及在传统社会中德行的缺失（Lu 2019）。宝卷具体地提出了儿子应如何通过敬僧布施、持斋念佛、念诵破血湖偈以及象征性地饮用“血湖水”等方式为母消罪。以此为基础的破血湖仪式，通过强调儿子为母禳灾的孝行，强化了他们对母亲的“尊重”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因而深为受血湖恐惧影响的女性欢迎。然而，破血湖仪式的孝行义务建立在加深“女性原罪”观念的基础之上，它将对女性的尊重更多地局限于其“母职”身份，而非对其个人意志与选择的真正肯定。儿子为母赎罪看似调和了佛教中摒除性欲的教义与儒家生子尽孝的社会义务，但却在佛儒思想的这种特定融合中，进一步加深了女性身体“不洁”的观念。血湖仪式将劝善与禳灾功能紧密结合，将女性的生理特征与传统妇女道德德行捆绑在一起，使得女性被放置在道德与宗教的双重束缚之中。其自我认知受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与规范，个人角色依旧被主要框定于家庭责任之内，并背负着“不洁”的罪名。通过对女性受苦的细致描写，男性作为“纯洁”与“拯救”一方的形象被烘托得愈发高大，而女性则只能在宗教与道德的狭缝中等待男性的帮助，并将“重生为男性”视为一种理想的解脱目标。

相较之下，在常熟地区唱诵《香山宝卷》时所举行的香山仪式，则在流传过程中淡化了妙善传说所蕴含的女性反叛色彩，逐渐演变为信众表达佛教信仰、劝导向善、祈福消灾的仪式（Sun 2019）。通过在宝卷的关键情节转折点举行相应的仪式，重演故事中的人物经历，仪式的参与者在象征意义上重现了故事情节，期望在现实中获得传说中的幸福与和谐。香山仪式主要包括妙善入白雀寺、妙善游地狱并还阳成道、请灵丹等部分（Bai 2017）。通过详细讲述白雀寺的布局细节，“入白雀寺”一节再现了妙善初入白雀寺的情景，为参与者提供了虚拟的朝拜、表达虔诚信仰的神圣场所；妙善为妙庄王所杀、游历地狱并还阳的情节，则侧重强调宣说宝卷的超度功能与借因果理论的劝善导向；“请灵丹”作为仪式中最重要与受欢迎的小节之一，来源于传说中妙善割肉孝亲医治妙庄王的核心情节，在仪式中，这一行为被赋予了医疗的神圣意义，使仪式发展为一种超越性别差异、为大众祈福消灾的民间科仪。随着妙善坚韧圣女形象在仪式实践中的淡出，仪式的重点转向了对“孝女”行为的赞颂与对身体健康的普遍祈愿。科仪对于故事与人物形象的这种取舍与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抗者圣女”妙善与大众，特别是传统女性之间的距离。其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对父权的反抗性，在民间信仰的长期实践中，被逐渐淡化、筛选，最终更多地融入到符合女性传统社会身份认同的框架之中。这些科仪的演变与功能，不仅反映了故事在民间的接受与再创造，也引出了对这些古老叙事在当代社会中意义的思考。

五. 故事的当代回响与价值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并不仅限于历史。在当代社会，这两则故事及其所承载的孝道观念与性别角色依然以多种方式引发回响，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与反思意义。

两则故事作为佛教孝道传说，是思想碰撞、适应、转型的典例，为当代理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复杂性、思考社会多元价值与审视孝道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局面，两则传说所展示的外来宗教本土化的成功案例与所揭示的文化融合中产生的权力不均与价值选择，对当代文化交流、宗教对话与社会价值构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而对于今日的中国社会，核心家庭成为主流，个体价值更多被强调，故事中目连不惜一切救母的孝行、妙善牺牲自我顺从父权的“传统孝道”模式，亦促使当代社会对理解与实践孝道的反思。古老故事中行孝与个人追求之间的张力持续至今——如何在快节奏的社会中平衡家庭责任与个人发展？传统的叙事在当代依旧能够激发关于代际责任、情感纽带维系以及孝道本质的讨论，推动孝文化向更符合现代伦理的方向发展。

对于性别研究而言，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则是探讨传统性别观念如何持续影响当代社会的宝贵案例。对其中蕴含的父权叙事特征的分析，在今日依旧有助于揭示潜藏于文化深层、束缚性别的刻板观念。对于刘青提罪愆的强调、妙善自我牺牲的德行的赞扬，背后对女性道德与行为的隐性期待依旧存在。持续批判性解读这些传统叙事，有助于当代对性别平等的清晰认知，并推动社会对女性价值、身体自主与多元性别角色的理解与尊重。同时，尽管妙善为追求信仰展现出的坚韧与抗争最终被纳入父权的框架，但也为当代女性主义提供了重新诠释与发掘当代积极力量的可能。

对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蕴含了对当下的关照。通过深入挖掘并批判解读这些故事，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复杂遗产，并从中汲取智慧，思考应对当代的新挑战，促进一个更为平等、包容的未来。

六、结语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作为汉地本土文化中广为流传的佛教孝亲叙事，均尝试在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传统儒家的入世伦理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且都被奉为孝道的典范而受到尊崇。本文通过对这两则故事的文本分析与比较，揭示了尽管它们在叙事结构上具有相似之处，但在具体阐释两性如何履行孝道时，却因主角的性别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不同，深刻反映了父权社会对两性角色在家庭、社会乃至宗教实践中的不同期望与规约。

在目连救母的故事中，男性主角目连的孝行被赋予了天然的正当性与超越性，其救母之路虽有波折，但终得神佛襄助，顺利完成。与一心向善、神通广大的目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母刘青提因贪食破戒、悭吝自私而堕入地狱，其形象背后映射出社会文化对女性情欲与身体的刻板指控与“原罪”迷思。目连的救赎，不仅是对母亲生养之恩的回报，更在客观上强化了女性生理“原罪”的观念，并通过将罪责主要归咎于女性来衬托目连的孝行与男性的优越地位，从而巩固了父权社会的伦理秩序。

相较之下，妙善的故事则更为复杂地展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与宗教追求中的困境。妙善为追求个人信仰，不得不承受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巨大压力，历经重重磨难，最终以割肉救父的极端牺牲行为，才获得了其宗教实践的“合法性”并回归家庭的“圆满”结局。目连的宗教追求与孝亲行为之间几乎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他同时拥有家庭中的潜在主宰地位与社会文化所赋予的向外探索的权利；而妙善的宗教行为却与其家庭角色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她背负“不孝不顺”的重大罪名，这一罪名唯有通过极端的自我牺牲与得到父权的最终宽恕与认可，才得以消解。故事中对女性宗教追求的种种限制与最终将其纳入父权框架的结局，揭示了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女性的角色更多被局限于家庭之内，其个人意志与精神追求难以自由实现，其行为的合法性往往需要通过男性的认可方能获得。

两则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生育能力及道德行为的特定期望与规训，也揭示了女性在传统文化中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女性被期望超越生理的“不洁”，展现出“神性”；另一方面，她们又被牢牢赋予了生育繁衍、维系家庭的社会义务，其个体自由与选择受到家庭与社会结构的约束。充满世俗欲望的“凡女”刘青提与近乎完美的“圣女”妙善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揭露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多重压制与控制。

这些古老的故事及其所承载的观念，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回响与多重价值。它们既是反思传统孝道与性别观念现代转型的镜鉴，也为我们思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构建提供了历史参照。

综上所述，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虽同为汉地孝亲佛教故事的代表作，但因主角性别的差异，清晰地展现了父权社会中的性别意识如何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两性在宗教实践、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角色中的定位与命运。男性在故事与潜在的社会现实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超越性与向外探索的权利，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束缚在家庭的框架之内。她们的个人意志与精神追求，唯有在符合社会与家庭期望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限的施展，其宗教行为也往往只有在获得父权体系的认可之后才具有不被质疑的合法性。这种深植于社会文化中的性别等级观念，不仅在历史文本中得以反映和强化，也在相关的民俗科仪与信仰实践中得以延续，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构成了对女性角色与身份认同的无形牢笼，其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与批判性审视。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论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