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本研究探讨了《毗卢大藏经》的出版和传播情况。《毗卢大藏经》由福建寿山村宝恩万寿堂的信徒在元朝延祐年间刻印。该经卷通过募捐方式完成，是更广泛的重印四大佛教藏经计划的一部分。其刻印风格受到严真、欧阳询、赵孟𫖯的影响，字体圆润，布局更为宽敞，与之前的宋代版本有所不同。该项目得到白莲社的支持，涉及多位刻工，并产生了多样化的刻印实践。尽管没有完整的版本留存下来，但散落的经卷被收藏于不同的机构。《毗卢大藏经》为研究佛教经卷布局演变、白莲社的影响以及中古时期佛教文本与世俗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關鍵詞: 刻本藏經、《毗盧大藏經》、刊刻過程、文本演進、階層互動

Author

赵暾(1993—)，ZHAO Tun，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延安大学文学與新聞傳播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文献、版本目录学、东亚汉文献、域外汉籍等。在Religions、《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中华读书报》等刊物发表論文若干篇。曾參加第六屆東亞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2025）、第十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5），參與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重點出版項目（第一批）“點校本《中國古農書集成》”，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日藏《普寧藏》的編纂、刊刻與流布研究”（25YJC730003）。

一、楔子

這部重要的漢文佛經目錄上承宋開元寺版藏經(下稱宋刊《毗盧藏》)，下啟元湖州吳興妙嚴寺刊版藏經，在藏經刊刻史上有重要地位。研究該部藏經，有助於還原元代佛典刊刻概貌，把握大型佛經目錄的刊行過程。然而，由於該藏卷帙較少、收藏分散且多殘缺不全，因此，其刊刻行與流布問題至今未得到清晰的呈現。學界對元刊《毗盧藏》的關注始於20世紀。

2008–2009年，元刊《毗盧藏》零本相繼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一、二批。 ³ 筆者搜集了國內各大收藏機構的零本圖檔，同時留意國內外珍稀古籍拍賣會，閱讀了不少現存元刊《毗盧藏》的零本殘卷，對此藏的刊行過程與流布下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以下先介紹元刊《毗盧大藏經》的關鍵問題，其次聚焦於此藏的刊行與流布的關鍵問題進行考辨。

二、《毗盧大藏經》的開雕緣起

元刊《毗盧藏》的研究，有三方面問題需要特別關注。首先是元刊《毗盧藏》與宋刻《毗盧藏》的關係。元刊《毗盧藏》在行款、內容、音釋等體例方面沿襲了宋刻《毗盧藏》。《毗盧藏》早期版刻字體頗類宋版，多繼承宋版用字。沿襲之餘，自然也有發展。《毗盧藏》字體開始融入時代特徵，尤其是吸收當代書法名家字體，舒朗流暢，優於《普寧藏》本。這種字體上的優化，是宋刻《毗盧藏》所沒有的。

最後是元刊《毗盧藏》的性質。《毗盧藏》是白蓮懺堂發起刊版的藏經，其最明顯的資金來源是以後山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爲代表的白蓮教眾。由於是民間私刻藏經，出資者和刊工沒有統一的來源，因此部分文本的字形、字體等方面存在差異。通過這些差異，我們可以較科學地還原元刊《毗盧藏》的刊行與流布情況。

元刊《毗盧藏》刊刻於元代早期，留下了不少重要的題記，不僅包含了刊刻時間，且從中可窺知該藏的勸募地點。另外，該藏的用字也與宋刊《毗盧藏》有所不同，這些版式特徵都爲分析該藏版本譜系、厘清宋元版藏經的版本嬗遞提供了重要線索。

（一）刊刻緣起

(元代)私版《一切經》，上述管主八刻藏。《大普寧寺藏》外，僅有白蓮教刊行四小藏。延祐二年，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後山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募緣雕鐫四大部小藏：《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大般若涅槃經》四十卷，同後分二卷；《大華嚴經》八十卷，原八十四函，出資皆庶民階級也。經各面六行十七字，字體秀麗，優於元普寧寺版。 ⁶

同時，戴蕃豫在該書中提到「延祐二年，白蓮教所刻《毗盧大藏經》，即在建陽」。 ⁷ 從上述內容可知，陳覺琳等募刻《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經是《普寧藏》之外唯一可考的元代私版刻經活動，所刻各經版本優良。

元刊《毗盧藏》卷首有三行刊記，作：

「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後山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安，文武官僚同資祿位，募眾雕刊毗盧大藏經板，流通讀誦者。延祐二年月日謹題」。

卷末經題後一般情況下有一長方形施刻木記。記文後一般有「都大勸緣榮祿大夫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吳國公亦黑迷失」款識一行，卷末附本卷經文釋音。

通過以上刊記，可知元刊《毗盧藏》刊刻的動因與禪宗四大部經的流行密切相關，何梅指出，元代私刻藏經中，唯此藏與《普寧藏》並立。前者以民間信仰團體爲主導，後者則由白雲宗寺院主持。刊記也明確說明，此次刻經活動得到官方要員亦黑迷失的支持，其身份兼具吳國公與集賢院使，爲刻經合法性提供了官方支持。

元刊《毗盧藏》由建陽後山報恩堂嗣教陳覺琳等發願募刻，並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據《八閩通志》記載，後山報恩萬壽堂在縣西崇泰裏，建陽縣歷史上號稱「圖書之府」，再雕本刊於此地亦非偶然。雕刊工作的發起和組織者是白蓮教徒陳覺琳。另據《元史》記載，亦黑迷失在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曾奉命往「海外僧迦剌國，觀佛缽舍利」，至元二十四年出使「馬八兒國，取佛缽舍利」，由此與佛教結下因緣。至元二十九年，福建行省建立，亦黑迷失被詔爲平章政事，之後「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爲集賢院使，兼會同館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詔封吳國公」。可見，仁宗朝的要臣亦黑迷失，在詔封吳國公後不久出任雕經都大勸緣。因此，元刊《毗盧藏》刊刻於延祐二年，以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爲中心，輻射到廣大地區。

（二）印刷技術與版式特徵

《毗盧藏》初刻於宋，再刻於元。元刊《毗盧藏》將原單獨成冊並附於函末的釋音部分改刻在每冊經後，版式風格異於宋刊《毗盧藏》。元刊《毗盧藏》版式繼承宋刻傳統，每折六行十七字，但字體融合歐、趙二體，筆劃流暢舒朗，與宋版顏體之鋒棱頓挫形成鮮明對比。相較於同時代《普寧藏》前期歐體、後期趙體的演變，此藏字體風格更爲統一，體現了元代建本「秀勁圓潤」的典型特徵。該藏每折六行十七字，字體融合歐陽詢與趙孟頫風格，筆劃圓潤舒朗，區別於宋刻顏體的鋒棱感。與《普寧藏》(白雲宗主持)、《延祐藏》(官刻系統)相比，在字體統一性、版面留白與實用性上呈現獨特風格，體現元代建本從宋刻向明刻過渡的階段性特徵。(見圖1)。

圖1：元刊《毗盧藏》 本《大寶積經》卷二十九

Figure 1：Pilu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Volume 29, Yuan Dynasty.

此外，其釋音部分改刻於每冊經末，與宋版單獨成冊的體例迥異。兩宋建本，刻字體多取自顏體，橫輕豎重，筆劃鋒穎，頓筆較重，筆勾較鈍。《普寧藏》因刊刻時間跨度較大，前期流行歐體，中後期出現了趙體，兼有兩家之長。元刊《毗盧藏》則爲歐體，筆劃較顏體爲細，因此在運筆上顯得更爲流暢(見圖2)。

圖2：日本增上寺藏《普寧藏》 本《大寶積經》卷二十九

Figure 2. Puning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Volume 29, Preserved at Zojo-ji Temple, Japan. ¹⁰

元刊《毗盧藏》的字形、字體呈現異質的特徵。該藏部分篇什沿用了南宋刊《毗盧藏》的顏體字，線條鋒棱，筆劃較粗，橫輕豎重，頓筆明顯。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元刊《毗盧藏》，極易被誤認爲是宋刊《毗盧藏》。該藏在沿用宋本顏體字之外，部分字形鋒棱較少，運筆圓潤，結構嚴謹，線條流暢，刊刻字體介於歐、趙之間，具有元代建本的典型特徵。元刊本《毗盧藏》，比之宋刊本，其字體更圓勁，經折處字間距更大，版面更寬。

元刊《毗盧藏》雖沿用宋版框架，但該藏在刻印技術上吸收了元代單刻本佛經的特色。例如，其經折裝幀與同期湖州妙嚴寺版「四大部經」相似，而版面留白增多、字距寬鬆的特點，亦見於元代民間單刻經卷。通過優化版面，改善僧眾誦經體驗，進而實現刊印技藝的革新，間接推動佛教典籍的世俗傳播。

圖3. 雲南省圖書館藏《元官藏》 本《大寶積經》卷四十一

Figure 3. Yuan Official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Volume 41.Preserved at Yunnan Provincial Library.

圖4. 元延祐二年配補《磧砂藏》本《宗鏡錄》卷九十六

Figure 4. Qisha Canon Edi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Mirror of the Orthodoxy (Zongjing Lu), Volume 96, Supplement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Yanyou Era of the Yuan Dynasty.

作爲元初私刻的藏經，元刊《毗盧藏》補版技術影響了《普寧藏》，體現南北刻工技術的融合，在宋元藏經之中，頗具「過渡性」。《毗盧藏》在字體上延續宋版的顏體，並吸收《磧砂藏》補版的實用性，在卷次標注上融合了《普寧藏》的千字文系統，形成「宋體元用」的獨特風格。此外，相比元代單刻佛典如《天目中峰明本廣錄》的自由書風，元刊《毗盧藏》更注重宗教經典用字的規範性，而《磧砂藏》補版則兼具宋元刻工的技術平衡。

《毗盧藏》與《普寧藏》，兩者雖同屬私刻藏經，但《毗盧藏》因「募刊合一」機制，字形異體現象更顯著，多俗字和異體字，這反映了民間刻工書寫習慣的多樣性。一個時代的文本，往往呈現不同的形態，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所用字形也會呈現多種體式。元代募刻《毗盧藏》的是白蓮教眾，刻藏過程中實行包刻到人，每名募刻人負責一卷或多卷，參與雕造的刊工眾多，抄刻習慣存在差異，因而前後字形普遍存在俗體、異體的情況。從歷時角度入手，考察俗字異文的演變，可以把握宋元之際漢文佛典從「寫本原生態」到「刻本新生態」的文本演進過程。

（三）募刊合一

宋刊《毗盧藏》的版心有刊工信息，也是因爲刻經行爲是寺廟發起的，資金來源相對統一。元刊《毗盧藏》未著錄刊工姓名，但在卷末的勸緣題記中會出現該卷的勸募人名單。官刻本大藏經，因系官方出資，往往招募大量刊工，每名刊工要承擔多個版面。這種情況見於《磧砂藏》和《元官藏》。《普寧藏》雖是私刻藏經，但真正負責刊經的是南山大普寧寺下設的大藏經局，屬於專門的刻藏機構。

募刻元刊《毗盧藏》的白蓮教眾之中，主要的負責人是在福建勸募的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另有在河南勸募的陳覺圓。何梅認爲二人是同族人。這一觀點出現在與李富華合著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中。該書認爲，陳覺圓和陳覺琳二人姓名的前二字相同，據此可推斷，二人或爲親屬，或爲本家或同族。

三、《毗盧大藏經》的性質

元刊《毗盧藏》的勸募人，有時也身兼出資人的身份。他們由世俗階層構成，在信仰層面具有明顯的同質化傾向。通過分析白蓮教眾的法名，可以厘清刻藏勸募人之間的關係，進而對進一步確定該藏的性質提供線索。

（一）白蓮教眾的法名

去聖時遙，人多謬解，雖期正道，悉陷邪宗，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群邪詭惑，諸黨並熾，是非蜂起，空有云云，夾截虛空，互相排毀。……有執我宗「普」字「覺」字者，有言彼宗「妙」字「道」字者，是皆私偷此鏡入彼邪域，致爲塵垢蔽蒙，不明宗體，雖得此鏡之名而不得其用也。

由此可知，當年以「普、覺、妙、道」四字命名的白蓮教徒，如今反以此四字作爲不同分支的標誌，可見白蓮教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宗派，相互頡頏。

元代盧琦有《寓平南善應庵述懷》一詩，記述了善應庵修建的始末。該庵修建時，白蓮教眾陳覺堅捐出自家私宅以供奉養。陳覺堅先前創建過安福庵，其徒陳覺慶與後灣的陳覺正也是道人，陳覺慶弟子陳覺榮仍是道人(優婆塞)，陳覺堅之孫覺真已削髮爲僧。另外，關於教中的「覺」字輩信徒，以陳姓居多，關係複雜，可能是父子，也可能只是師徒。由此可知，元代建陽募刻《毗盧藏》的事業，是報恩堂內部自發的行爲，得到官方大力支持與信眾、教外人士的積極回應。

（二）劝募人的关系

元代白蓮教信徒多以「道」「智」「圓」「普」「妙」「覺」等明顯的字型大小爲名。據田海研究，元刊《毗盧藏》刊記中提及的45名居士，有半數以上姓名中帶有這種字型大小，其中，有19個是「覺」，有6個是「妙」。按照佛教的取法名的傳統，陳覺琳和陳覺圓同屬白蓮教眾，都是「覺」字輩的。

元代釋惟則撰有《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十卷，今見元至正間姑蘇師子林刊明代修補本。卷首有釋迦說法版畫，卷端有牌記，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其後爲惟則所撰《會解敘》。該經爲元代後期所刻佛典，形制與早期佛典有異，因其未入藏，難以確定所屬系統。然而，從其卷三末一則刊記中可找到一些線索：

常熟州承化里何舍土地渡江大王界居弟子嚴憲，同室張氏妙真施財刊第三卷。近景福遠植勝因，歸命總持不動尊，隨眾生而心周徧法界。今我早登乘上覺，度恒沙眾而名報佛恩 ¹² 。

根據嚴憲之妻張氏妙真的姓名字型大小，張氏或爲白蓮教女信徒，《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卷三施造人或與元《毗盧藏》募刻人在信仰層面有著共通性。

元刊《毗盧藏》的勸募人以爲白蓮教眾居多，偶有教外民眾。從刊記中的謝覺戒、宋覺會、劉覺直、李覺慶、黃覺貴、謝妙心、龔妙真、陳妙清、王妙法、楊妙義等人名來看，後山報恩萬壽堂的男教徒以「覺」爲名，女教徒以「妙」爲名。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爲，陳覺琳與陳覺圓二人只是同姓，在教中又同屬「覺」字輩。因此，通過觀察眾勸募人的署名，可知他們是普通教民關係。

（三）元刊《毗盧藏》的性質

該藏資金源於白蓮教眾與庶民階層的分散募捐，刊記中施主姓名多含「覺」「妙」等法名字型大小，如陳覺琳、張妙真等，印證了田海所述白蓮教「俗家信徒主導」的特徵。不同於官刻藏的刊工固定，該藏實行「包刻到人」，每卷由不同施主獨立出資刊版，因而字形、版式存在細微差異。這種「官民協同」模式，既依託官方支持，又凸顯了民間教團的主體性。

四、元刊《毗盧藏》的流布

關於元刊《毗盧藏》的流布路徑，學界一直未予確定。究其原因，一是該藏存量有限，得到的關注較少；二是由於材料有限，該藏一度被誤作宋版藏經。因此，有必要對諸多誤區逐一辨正，在此基礎上明確該藏的流布下落。

（一）「頒賜百寺」爲宋版

元《毗盧藏》在刊行之後，分舍大都、河南、寧夏、兩准、江浙、福建地諸多寺院，每年定期公開展出，供信眾閱讀。泉州明倫堂內舊存爲亦黑迷失所立《一百大寺看經記》碑，碑文記載亦黑迷失在延祐二年主持刻藏工作，擬在全國範圍內評定一百所大寺，選定寺院之後，再「各施中統鈔壹佰定，年收息鈔，輪月看三乘聖教一藏，其餘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鈔，看念四大部《華嚴》《法華》等經，及點照供佛長明燈」。碑文詳載了四大部經的刊刻始末，還涉及福建境內收藏《毗盧藏》的地點，包括鼓山湧泉寺以外福州、泉州、興化等地的37個寺院，後諸寺所藏佛典基本散失，因此鼓山所藏零本尤爲重要。

《一百大寺看經記》所載《毗盧大藏》，並非元刊《毗盧藏》。徐曉望認爲《毗盧藏》共6117卷，初刻於宋，直到元延祐年間才完成。王鐵藩經過調查，發現《毗盧藏》並未刻印百部、分送百寺，而只印成37部，分藏於碑文所載37寺。因《法華》不屬《毗盧藏》「四大部經」，對照徐氏所言《毗盧藏》卷數，可知此《毗盧藏》爲宋福州開元寺本。

（二）「四大部藏」爲主體

詹石窗等曾指出，「福建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在建陽後山報恩寺發起開雕《毗盧大藏》的活動。雖未全部刻竣，但所刻成的《般若》《寶積》《華嚴》《涅檠》四大部，亦稱《延祐藏》，直至民國年間尚藏福州市鼓山湧泉寺」。可知，民國時期只有福州鼓山湧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兩地有藏本，且均殘缺。

1932年，日本佛教學者龍池清到福建鼓山調查佛經，其時寺中收藏佛經四萬餘卷，元刊《毗盧藏》本《般若》六百卷恰在其中，龍池清稱其字體秀麗，比《普寧藏》版式更加精美。梵輝也認爲元刊《毗盧藏》「雖非全帙，但字體相當秀麗，較諸元代之(杭州)普寧寺版爲優」。民國湧泉寺住持虛雲法師曾參與修補三大部經，其《修補古經跋言》詳述了湧泉寺諸法師發心手抄三經的始末：

此《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大涅槃經》四十卷，皆延祐間福建省嗣教陳覺琳刻，相沿庋置法堂中。我鼓山湧泉寺明清以來，四賜龍藏，而此本久無人披讀，莫知其全缺也。今年夏，門人觀本明一始出而檢之，三經共殘缺四十餘卷。知客清福師倡募裝潢，而首座慈舟法師、西堂寶山師，暨宗壽、興證、通化、聖修、純果、法真、龍洸、慎足、傳道、澄朗、優定、能復諸師等，復發心手鈔，足其卷數。此三部古本大經，乃煥然復新。

民國二十一年(1932)壬申歲季秋

湧泉寺住持虛雲敬識

從此跋也可看出，《般若》《寶積》《涅槃》等三大部經至民國已是殘本，後由湧泉寺慈舟等諸位法師共同手錄，才補足了三經殘缺的部分。1930年代，鼓山湧泉寺尚存部分殘卷，住持盧雲法師組織僧眾手抄補缺。1957年，王鐵藩赴鼓山調查文物，發現湧泉寺所藏四大部經尚有762卷，其中約有50卷爲補抄本。此後，該藏零本陸續被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學者通過調查與影印整理，逐步釐清其存世情況。

因此，延祐二年建陽所刊「四大部經」，實爲元刊《毗盧藏》的主體部分。元代這種「小藏經」並非只有一部。元吳興妙嚴寺刊版藏經也是由《般若》《寶積》《涅槃》《華嚴》等「四大部經」組成的小藏經，版式同《磧砂藏》。可以說,「四小藏」的編排、刊行傳統發端於建陽後山報恩萬壽堂版《毗盧藏》，定型於湖州吳興妙嚴寺版大藏經。

（三）「延祐藏」別爲一種

元刊《毗盧藏》因刻於延祐年間，很多論著也稱其爲「延祐藏」。1984年夏，北京智化寺發現三卷元代刻本藏經零本，何梅稱之爲《延祐藏》。然而，何梅所論「延祐藏」是不同於《毗盧藏》的另一部元刊藏經，原因如下：

圖5. 智化寺所見《延祐藏》本《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Figure 5. Yanyou Canon Edi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 on the Great Golden Peacock King Dharani Sutra , Seen at Zhihua Temple.

圖6. 國圖藏《金藏》本《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Figure 6. Jin Canon Edi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 on the Great Golden Peacock King Dharani Sutra ,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第一，刊刻時間不同。「延祐藏」開雕於延祐三年(1316)，元刊《毗盧藏》開雕於延祐二年(1315)，「延祐藏」的刊刻時間晚於《毗盧藏》；

第二，性質不同。「延祐藏」是官版藏經，《毗盧藏》是私版藏經；

第三，版本譜系不同。綜合何梅的研究，可知「延祐藏」是《金藏》在元代的再刻本，二藏皆卷軸裝，「延祐藏」在字形、字體、版式方面覆刻了《金藏》，二者同屬北方一系。元刊《毗盧藏》刻藏中心在福建建陽，代表元代建本，爲南方系私刻藏經代表，版式與《磧砂藏》《普寧藏》同爲經折裝。與元代官刻「延祐藏」相比，元刊《毗盧藏》雖同爲延祐年間刊行，但二者分屬南北兩大刻藏系統。

《延祐藏》是元刊《毗盧藏》之外另一部元官版漢文佛教大藏經。除延祐二年後山報恩萬壽堂的刻藏活動，元代還刻了兩種《毗盧藏》：其一爲大德九年(1305)泉州城南廂善濟坊坭山圓明堂東界奉蓮戒弟子林德士、德誠募刻《大毗盧藏經》；其二爲至大元年戊申(1308)福建道泉州路在城護國水陸禪寺募刻印造《毗盧法寶大藏》經文。兩次重印的都是宋刊《毗盧藏》，傳至今日，泉州開元寺僅剩兩箱殘頁(凡1363頁)而已。何梅考訂北京智化寺藏「延祐藏」實爲官刻系統，與元刊《毗盧藏》分屬南北兩系。前者開雕於延祐三年(1316)，晚於後者一年，且「延祐藏」版式、字體均仿《金藏》，與元《毗盧藏》的建本風格無直接關聯。長期困擾學界的「同名異藏」問題，終得以厘清。

（四）動亂劫火致零殘

1936年，著名作家郁達夫提到鼓山湧泉寺藏有一部佛教經典，根據日本學者常盤大定1929—1936年間的調查報告，這部經典無疑是元刊《毗盧藏》 ¹⁵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鼓山尚存清康熙、乾隆間的「御頒藏經」，計「明朝南藏」「清朝梵本」「書本藏」「日本敘藏」等經書計20346冊，此外還有明清兩代及近代鼓山印刷的各種經書7586冊，清代手抄經書225冊，刺血書寫經書657冊及緬甸貝葉經7冊，唯獨不見《毗盧藏》。國內僅存四大部經零本，未見《毗盧》全帙。究其原因，從常盤大定等對《毗盧藏》流布下落的記述中，便可知此藏是毀於劫火了。

五、結語

本文以學界關注極少的元刊《毗盧藏》爲出發點，從現存零本殘卷的共性問題入手，重點關注其在刊記、字體、行款、等版式方面的特徵，比較該藏與其他刻本藏經的版式異同，從而揭示該藏的性質與歸屬，把握其刊行過程與流布下落。在具體的研究中，選取宋刊《毗盧藏》《延祐藏》等爲比較對象，體現元刊《毗盧藏》在藏經刊刻史中的地位。

Acknowledgment

本文獲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日藏《普宁藏》的编纂、刊刻与流布研究」（25YJC730003）、延安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日本增上寺所藏《普寧藏》研究」（YAU202508136）資助。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論文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