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宗教的心理紓解作用和宗教醫學的發展，有助於信眾的身心健康。宗教的心理紓解作用，還有助於緩和社會矛盾，促進國家長治久安。這是一些宗教成為國教，即國家化的重要原因。不過，在宗教國家化方面，東西方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在東方國家，宗教國家化的時間比較久遠，歷朝歷代都對宗教進行管理，讓宗教服務於政權，因此，沒有發生宗教戰爭，儒釋道等三教九流之間相互競爭中相互借鑒，出現了文明的融合，促進了文明的繁榮和長期延續。大一統的傳統，沒有出現宗教與世俗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相反歷代的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國家對宗教和思想領域進行規範和控制的一種體現。而歐洲的宗教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在黑暗的中世紀，教權雄踞於世俗政權之上，還發生過卡諾莎雪地求饒等政教衝突，直到近代三十年戰爭(1618-1648)之後，才確立了"教隨國定"原則。王權與神權的爭鬥也啟發了三權分立等分權制衡學說的出現。
關鍵詞: 宗教國家化、緣起、東方、西方、反思
引言
華夏經典史書《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唯祀於戎"。 直白地說，就是國家的重大事情，在於祭祀和戰爭。前者是宗教和信仰，後者是兵器和戰爭，這在當時反映了古人對天地的敬畏、對祖先的崇敬和統治者崇尚征伐的思想。縱觀人類歷史，祭祀等宗教信仰活動，是關係到國家發展方向的大事。在宗教國家化方面，東西方走出了不同的道路，產生了重大差異，值得深入分析，從中得出某些規律性認知。
基於此，本研究以東亞和西歐的宗教國家化殊途同歸為例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宗教國家化是一種歷史潮流的結論，認為：如何把握好政治控制與宗教等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之間的"度"，是一個各國都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考驗著人類政治智慧。
本文的研究理論框架：首先闡釋文化宗教學中的一個現象---宗教在東亞與西歐殊途同歸的國家化，其原因則在於政教關係方面，中國大一統促進了政治居於全社會的主導地位，因此，宗教接受詔安，逐漸融入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政權的維護者和有機組成部分；西歐是先有市民社會，後有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宗教長期內主導社會和政權，隨著世俗化的推進，宗教才逐步退居幕後，成為國家政權的重要工具。 東亞和西歐的宗教國家化差異，源於自然環境導致的社會結構差異：東亞大平原地區治水的需要，促進了中央集權和宗教提前的國家化；西歐支離破碎、小國寡民，更具備自治的傳統，宗教國家化在近代才完成。由此可見，如何把握好政治控制與宗教等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之間的"度"，是一個各國都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考驗著人類政治智慧。
本文立足於宏觀視野，結合唯物史觀人為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以及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等原理，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較研究法、文獻梳理法、歷史研究法、史論結合等方法，從而塑造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東亞與西歐的宗教國家化殊途同歸的比較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是中國知網(CNKI)、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知名權威文獻典藏載體，同時立足于作者所在機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編譯局）、中國國家林業與草原局的豐富藏書。
一、宗教國家化的緣起
宗教世俗化，是宗教得以廣泛傳播和國家化的基礎條件。 例如，佛教早期就存在一些諸如六道輪回導致不敬父母、不敬師長等不接地氣、違背人倫的內容，導致民眾難以理解和傳播。在中國，通過白馬寺引入佛經，鳩摩羅什對"初心""觀世音（玄奘翻譯為：觀自在）"等語彙以及《心經》的翻譯(Wang 2021)、闡釋和傳播，送子觀音由男變女，菩提達摩來華傳經佈道、創建少林寺，法顯、玄奘、鑒真跨國傳播佛法，關羽（伽藍菩薩)、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等進入佛家仙班，儒家"竟陵八友"1之一、梁武帝蕭衍親自闡述佛教儒家化的理論並規定了齋戒等習俗，禪宗、天臺宗、淨土宗等漢傳佛教流派的誕生，以及涼州會盟實現內地與藏地政治一統並為藏傳佛教進入蒙古高原、中原和中國東北一帶打下了基礎，儒釋道在宋元時期相互借鑒產生宋明理學、全真教和禪宗。總之，經過多番改造之後，佛教在華夏實現了最大程度的世俗化，並以漢傳佛教的形態進一步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
在宗教世俗化過程中，宗教的心理紓解作用和宗教醫學的發展，有助於信眾的身心健康，奠定了宗教國家化的倫理基礎。 例如，佛教宣導信徒加強自身修養，甚至主張對自然界巨變、生老病死吉安天命，甚至對外界壓迫逆來順受，以消滅痛苦的根源---欲望這種佛系人生應對外界，以便來世超越六道輪回，實現，並促進了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等經典語彙(Xie 2020, 145-147)的出現永生，這既有利於人民克己復禮，構建禮樂文明，又有助於統治階級麻痹人民群眾的反抗鬥志，奠定了宗教國家化的倫理基礎。
宗教的心理紓解作用，還有助於緩和社會矛盾，促進國家長治久安。 這也是一些宗教成為國教，即國家化的重要原因。基督教在誕生之後，由於廣泛傳播福音，緩解了羅馬帝國內部日益激化的矛盾，逐漸得到羅馬帝國上層的認可，西元392年羅馬帝國狄奧多西一世確立基督教國教地位。這一點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恩格斯的關注，暗示社會主義將如同基督教成為國教那樣，成為全民的共同信仰，而二戰後歐洲國家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建設福利國家的黃金三十年(1945-1975)的共識政治則證明了這種遠見。不過，隨著社會民主主義出現僵化和陷入"滯脹危機"，這種共識很快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也喪失了宗教式的魅力。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沒有共識導致的對抗乃至半冷戰狀態成為了新常態。之所以沒有出現冷戰，主要在於全球化雖然遭遇逆流，但是沒有徹底中斷，從而使得斷斷續續的全球化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共識，推動人類社會繼續合作共贏。
最後但不是最次要的，宗教能夠通過塑造意識形態從而促進了政治統一。宗教具有創造閾限和超越狀態的功能，從而產生真誠(sincerity), 好讓社群加強團結精神；國家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它採取了以下做法：標準化符號，規範其含義和價值，進行分類等,使用宗教作為統一和治理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工具。這一方面，比如東正教派遣牧師到各地建立教堂和傳教的方法，深深影響了蘇聯當年的建黨模式。通過宗教的組織方式和神學屬性，思想統一比武力統一更能促進國家長治久安。
在宗教世俗化和國家化方面，東西方走出了不同的道路，產生了重大差異。 東方國家政教大一統于政權的傳統與西方政教之間分庭抗禮的傳統差別巨大，各自形成了自身代代傳承的獨特文化基因。
二、宗教國家化的東亞特徵
在東亞國家，由於大一統的傳統，幾乎沒有出現宗教與世俗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相反歷代的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國家對宗教和思想領域進行規範和控制的一種體現。宗教和思想流派也為了生存而主動向國家政權靠近，以得到國家政權認可，甚至以得到帝王的封號為榮。
在東亞國家歷史上，宗教影響政治局勢的作用較小，在起義方面幾乎沒有成功過。在中國，太平道組織信眾發動黃巾起義、北宋末年方臘起義、元明清時期的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以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為號召發動起義等是為數不多的宗教政治運動，多數以失敗告終。元末紅巾軍起義雖然以朱元璋建立明朝為結局，但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完全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而且朱元璋在崛起過程中，逐漸與帶有宗教色彩的紅巾軍劃清了界限，甚至朱元璋罵紅巾軍為"妖"並在上臺後以程朱理學作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建立了傳統的世俗政權。
在東亞國家，大一統的傳統，沒有出現宗教與世俗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相反歷代的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國家對宗教和思想領域進行規範和控制的一種體現。宗教和思想流派也為了生存而主動向國家政權靠近，以得到國家政權認可，甚至以得到帝王的封號為榮。而有的不願意與世俗政權合作的知識份子，頂多以隱士自居，也難以形成西方那種俱樂部或者與國家分庭抗禮的派別。在中國三國末期，魏晉之交的竹林七賢，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中國唐代三階教正好相反。由信行禪師成立的三階教理論觀點跟政府和其他佛教宗教相反，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成立了規模較大的宗派，在當時日本留學生的記載中看出長安城的三階教僧人尼姑人數十萬多名。該教派雖然被國家壟斷，但仍存在了一個多世紀（第7-8世紀）。這種現象比較少見，並非主流。事實上，在東亞國家，宗教不僅沒能控制政權，反過來，政權往往利用宗教塑造自身的合法性。
在中國，武則天篡奪大唐江山，建立武周政權，合法性存在嚴重不足，她就通過洛河神龜企圖以"河圖""洛書"方式強化合法性，她還大力扶持佛教，打擊李唐政權尊奉李耳（老子）開創的道教，並通過盧舍那大佛塑造自身現世佛的身份，強化意識形態灌輸。類似地，宋太宗趙光義在"斧聲燭影"中繼位，本身疑點重重，他通過趙普編造的"金匱之盟"以及《太平廣記》神道設教(Yuan 2012, 219-223)，借助算命先生之口，在全社會強化自己繼位的合法性。這種利用民間宗教或迷信的做法，在古代中國非常常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降祥瑞等理論，都是一種強化執政合法性的宗教圖騰式學說。
在朝鮮半島，天道教是朝鮮半島出現的第一個新興宗教，初名東學，後稱天道教，其源概出於始祖"道雖天道，學則東學"一語，由崔濟愚于1860年創立。19世紀60年代的朝鮮王朝處於西方勢力的威脅之下，崔濟愚擔心朝鮮傳統的宗教將被天主教代替，所以綜合了傳統宗教的重要的因素，創立了天道教。當時它與"西學"對照，被稱為"東學"(Byeon 2020)。1905年被第三代教主孫秉熙(1861-1922)改東學教為"天道教"（與"天主教"對應），他說："儒之倫理、佛之覺性、仙之養氣，乃人性之自然品賦，天道之固有部分，吾道乃其無極大源也"。其本質仍是中華三教合一思想。這種適合大眾口味的三教歸一思想，本質是世俗化和大眾化，其主張祖國統一、愛國愛教等方針，適應了國家的需要，同樣具有國家化的特徵。天道教作為獨特的朝鮮宗教的一種，信仰地高神，強調信徒和神統一化。天道教的原理是，人與天道教的神乃是相同的，但人卻不是天道教的神，人將天道教的神牢記在心，使之成為他的尊嚴的源泉，通過修煉，則可使自己與神合而為一。並且基本上相信"治療義禮"(Jeong 2018)。全國有280所教堂，約有113萬名信徒。在首爾的21所教堂裡有20萬名信徒(Lv and Zhao 2010)。天道教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甚至形成了政黨，即天道教青友黨。天道教青友黨主要由信仰天道教的農民組成，是民主政黨。天道教及其政黨天道教青友党，很明顯以統一國家實現某種政治目標為宗旨，已經不自覺地承擔著國家責任，成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
在日本，神道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為主，屬於泛靈多神信仰(精靈崇拜)，視自然界各種動植物為神祇，也賦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神道教信仰多神，號稱有80萬神、800萬神或1500萬神，特別崇拜作為太陽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稱日本民族是"天孫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並且是其在人間的代表，皇統就是神統。祭祀的地方稱神社或神宮，神職人員稱為祠官、祠掌等。可以說，一開始，日本的神道教就以服務國家政權為宗旨(Liang 2016)，具有國家化的特徵。
總之，東亞國家，宗教國家化的年代比較久遠，可以說自古以來，歷朝歷代都對宗教進行管理，讓宗教服務於政權，因此，幾乎沒有發生宗教戰爭，儒釋道等三教九流之間相互競爭中相互借鑒，出現了文明的融合，促進了文明的繁榮和長期延續。
三、宗教國家化的西歐特徵
古代希臘和早期羅馬信奉的是宙斯體系的神話(Zhu 2013, 295-297)，而且這些神具有人格化特徵，會嫉妒、爭吵、打鬥。在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崛起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一神教信仰得以確立，一些人據此認為一神教比多神教更先進(Wang 2008, 355)，這是立足於西方局部經驗的狹隘和片面認知。
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黑暗的中世紀到來，歐洲的教權雄踞於世俗政權之上，動輒對世俗的封建主以革除教籍的方式進行制裁，還發生過卡諾莎雪地求饒等政教衝突。西元1077年初，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第一帝國)皇帝亨利四世(1050-1106, 1056-1105年在位)因與教皇格裡高利七世(1020-1085, 1073-1085年在位)在帝國境內的主教任命權問題上發生激烈鬥爭，而受到教皇的懲罰，境內諸候也伺機反叛，內外交困之下，他不得不向教皇懺悔，在寒風中站立了三天三夜，方才獲得原諒，從而保住了皇位；但亨利四世在回國後，即整頓內務，平息叛亂，後於1080年揮師南下，攻陷教廷所在地羅馬城，教皇格裡高利七世則倉皇出逃，並客死義大利南部的薩萊塔。這次事件將中世紀教權與王權的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是政教衝突的典型事件。
直到近代三十年戰爭(1618-1648)之後，才確立了"教隨國定"和世俗政權的主權原則，之後，政治修道院與聖公會等宗教國家化的形態得以鞏固。王權與神權的爭鬥也啟發了三權分立等分權制衡學說的出現。修道院院長的任命仍需要國王的同意，這無疑加強了國王的控制權力。而安立甘宗（英國國教，Anglicanism），常用名"安立甘教會"（盎格魯教會，Anglican Church）或"主教制教會"（主教會，Episcopal Church），是基督新教三個原始宗派之一，也是帶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禮儀傳統的宗徒繼承教會。它在清朝傳入中國，譯作"聖公會"，取義神聖的天主教會（聖而公教會，Holy Catholic Church），約定俗成。西元3世紀，基督教傳入羅馬帝國時期的大不列顛島。6世紀，羅馬教皇格裡高利一世派遣奧斯定·坎特伯雷在肯特王國建立天主教區。16世紀宗教改革時期，英格蘭新貴族和資產階級希望加強王權、削弱教會，擺脫教宗的控制。1533年，國王亨利八世禁止英格蘭教會向教廷繳納歲貢。次年，促使國會通過《至尊法案》，規定英格蘭教會以國王為英格蘭教會的教主，並將英格蘭教會立為國教。其後，這項改革運動又得到愛德華六世的支持。瑪麗一世曾重修英格蘭與教廷的關係；伊莉莎白一世則又恢復了英格蘭教會的獨立。其時通過的伊莉莎白法案在崇拜慣例上有所改革，在教義、教規上仍保持天主教會傳統。17-18世紀時，清教徒和福音派（當時用以指歐洲的路德宗和歸正宗）主張進一步改革。19世紀的牛津運動則再次強調公教會原則，這一時期在政教關係上也有所改革。由於從英國傳佈到世界各地的聖公會陸續建立獨立教會，安立甘宗乃逐漸形成。英國聖公會的萌芽與形成，得益於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崛起，順應了世俗化潮流，最終以教權服從政權但保留大量天主教儀式(M2 Presswire 2022)的妥協形成了獨特模式。
英國聖公會是民族國家獨立過程中，擺脫羅馬教廷的一個縮影：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基督教控制的地盤從整個歐洲，變成了羅馬附近的教皇國(754-1929)，再變成了如今的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梵蒂岡，見證了理性精神與啟蒙運動的影響力，是人類擺脫愚昧、追求理智的進步表現，這個過程同時伴隨著宗教的國家化。
近代以來，基督教的國家化，伴隨著政教衝突以及處理二者關係的智慧---分權制衡的發展壯大。政治學者圍繞憲政民主與基督教文化相互關係的探討也日漸趨熱，且有不少成果問世。憲政民主植根于基督教原罪文化,基督教的原罪說是整個基督教的理論與實踐得以立足的基礎(Yu 1993)。2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學者卡爾·弗裡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他在分析憲政論的起源時認為"它根植於西方基督教的信仰體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義的政治思想中，西方的憲政論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Friedrich 1997, 1-2)。在這種原罪文化的作用下，"性惡論"成為西方政治哲學的出發點,並經過嬗變發展成為政治哲學和倫理學中人性自私與權力是"必要的惡"的認識，"原罪的理論使得基督教對各種事情都在提防......隨時準備發覺那無所不在的罪惡"(Lord Acton 1948, 14-15)。
憲政民主在西方經歷了一個過程才出現。它通過中世紀世俗王權與教權的鬥爭、市民階級私有財產權與王權的鬥爭得以確立。在鬥爭中，產生了中世紀"國家---教會"分離的二元政治及其觀念，這是中世紀西方社會的政治現實。並在西方得到了傳承。繼中世紀的二元之後，西方社會繼續承受著新的二元裂變，宇宙二元論、人的二元論、社會二元論以及政治二元論仍然處於西方政治理論的核心。在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堅持在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私域與公域、公民社會與國家、個人與社會、自由與權威、個人權利與國家(或政府)權力之間的二元分離和對立。這種二元論，是近代自由主義的精髓。在論及基督教與自由主義的二元政治觀之間的內在聯繫時，研究中世紀政治思想史的專家沃爾特·烏爾曼(Walter Ullmann)說：
儘管政治思想總是採取不同的形式，但它們在本質上有著明顯的遺傳性。因為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觀念創造了我們今天的世界。我們現代的概念，我們現代的制度，我們的政治義務和憲政觀念，或是中世紀理念的直接產物，或是通過反對它而成長起來的(Ullmann 1979)。
可見，自由主義的二元論取代基督教的二元論，是社會世俗化和宗教國家化尤其是政治學說延續基督教傳統思維的產物。因此，東亞與西歐雖然時間跨度存在差異，都充滿了宗教國家化，並對政治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反思與總結
宗教的國家化，客觀上順應了民族國家形成和崛起的歷史潮流，是民族國家對意識形態領域加強控制，或者說統制的一個歷史產物。由於東亞與西歐社會存在根本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表現東亞集體主義、國家主義傳統與西方先市民社會後國家的傳統。這些差異，本質上源於不同地緣政治特徵造就的社會政治模式差異。
西方文明誕生於地域狹小的地中海沿岸伯羅奔尼薩斯半島和亞平寧半島，海岸線崎嶇、地形複雜，地緣破碎，不利於形成長期穩定統一的政權，缺乏政治大一統的西方，由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實現了思想的大一統。這種宗教主導的大一統，實質上導致了黑暗的中世紀。中世紀末期，宗教裁判所燒死布魯諾、塞爾維特等極端案例，表明了宗教專制權力可怕的一面。也正是在這種極端壓迫下，人們的鬥志與王權的崛起一起，與宗教勢力鬥智鬥勇，最終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使得宗教權力不斷壓縮，並接受民族國家的改造，實現了國家化。在俄羅斯為代表的東歐國家中，秉承東羅馬帝國教權服從皇權的傳統，政教合一的大一統長期存在，不過，不同於東方，東正教在大一統方面比世俗政權起到的作用更大。
東方文明誕生于大河流域的亞非古國，大河流域沖積平原，廣袤而一馬平川，大河氾濫導致治水等工程，導致了世俗政權強大，壟斷了意識形態、經濟、社會事務，隨著各方勢力爭奪天下主導權，最終確定了大一統的政治機制，並延續數千年，且廣泛影響周邊，形成了獨特的以政治大一統為顯著標誌的儒家文化圈。政治大一統，王權至上，導致任何宗教勢力都不能繞開政權單獨成勢力。宗教發揮作用比較大的時候都是亂世。比如，太平道與五斗米道在漢末三國時期比較興盛。玄學流行於兩晉時期，佞佛的梁武帝與滅佛的北周武帝出現在了南北朝時期。陳摶老祖出現在了五代十國時期。清末民國亂世，也是西方傳教士比較猖獗的歷史時期，太平天國依靠拜上帝會起家，義和團則是以剿滅洋人教會為初衷。因此，大一統政權下，宗教的國家化具有必然性。
東西方宗教國家化的殊途同歸，揭示了政教關係的複雜性，以及世俗政權控制意識形態的必然性。宗教國家化，只是世俗政權控制意識形態的一個場域，更多的案例可以到文化領導權、思想政治教育和西方共鳴教育中找到答案。與古代的政教合一、君師合一思想類似，當代主權國家同樣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統一體。這種統一體，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控制意識形態強化了效率，促進了整齊劃一，"上下同欲者，勝"，通過思想工作有助於提升整體凝聚力、戰鬥力；另一方面，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難以把握好"度"，往往會過猶不及，法西斯等極權統治、麥卡錫主義等，過於強調統一思想，會對創新產生抑制，出現"過度文明"(Guo and Xu 2020)，反倒不利於社會創新和人類文明進步。如何把握好政治控制與宗教等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之間的"度"，是一個各國都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考驗著人類的政治智慧。
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类原始祖先亚当、夏娃原居于伊甸园，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旨意，被罚降尘世,因他们本身原有罪，使世俗社会充满罪恶，人即具有恶的一面，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称之为原罪。(Yu 199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