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本文以《祖堂集》为研究对象，探讨泉州僧禅宗文学的创新与传承。通过分析泉州禅宗兴盛的双重动因、"泉州僧"概念的内涵以及泉州僧禅诗偈颂的世俗化突破，揭示了泉州僧在禅宗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泉州僧的禅宗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禅宗思想的深度，也展现了地域文化的特色，为禅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泉州僧；禅宗文学；《祖堂集》；偈颂；语录；世俗化

Author

CHOI Jin-yeol

一。前言

中国歷史上，废佛措施叫“三武一宗之法难”。“三武”叫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指的是后周世宗。由唐僧道世于公元668年编纂的《法苑珠林》说: “述曰: ‘自佛法东流已来，震旦已三度为诸恶王废损佛法。第一，赫运勃勃，号为夏国，被破长安，遇僧皆杀。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灭三宝，后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还俗。此之三君为灭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癞疮，死入地狱。有人暴死见入地狱受大极苦，具如别传。唐临冥报记述.’” ¹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注视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只是下令佛僧和道士们的还俗。隋官吏盧思道撰述的｢后周兴亡论》说: “释氏立教，本贵清浄，近世以来，糜费财力。下诏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 ² 两个史资料都指出，宇文邕废除佛教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财富、恢复世俗化，而不是为了宗教教义。这观点在学术界也得到了广泛支持 ³ 。

虽然笔者同意前人研究的观点，但在查阅《周书》《高祖记》中的相关条目后，我注意到北周武帝不仅废除佛教，而且镇压了所有未经北周政权批准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周书》《高祖记》叫“淫祀”)。之前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宇文邕所实施的这种压迫应该被称为“宗教压迫”，而不是“废佛”。然而，随着北周武帝孝陵墓的发掘淸理，以及对出土文物和人骨的分析结果的公布，人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的“宗教迫害”与他的私人宗教生活有所不同。报告说: “东侧棺椁痕残留较少，从东北角铁椁环位置及北部椁板灰分析，椁的长宽与西侧椁相若。椁底塬有一层东西向平铺的木板，板痕宽10— 25厘米不等，长度、厚度不详。棺木灰痕多不存，从北、西两侧灰痕观察，棺南北长应为2。6、东西宽0。92米。棺椁范围内仅发现残珍珠1件、金花瓣3件、质地不明的微型坐佛1件。” ⁴ 这表明宇文邕或他的皇后阿什娜私下里信奉佛教，这与佛教遭到镇压无关。此外，对他及其皇后的骨骼进行分析发现，他们体内的钴、砷、锶、锆、金、铀等有毒物质比普通人的骨骼中含量更高。宇文邕遗骨中的砷含量已超过致死剂量，如果这些砷是武帝生前摄人的，则足以导致其死亡。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我认为北宇文邕私自篤信佛教和道教，这与他的“宗教压迫”无关。在本文中，笔者将重新解读宇文邕的宗教观点，并从财政和钱币金融角度分析宗教压迫的各个方面，例如道教和佛教。

首先，在第二章中，我们根据《周书》、《续高僧传》、《佛祖统纪》、《广弘明集》和《文苑英华》等文献资料，考察了宇文邕禁止教和佛教的过程和方面。接着，我们将根据从北周武帝陵墓中挖掘出的佛像和宇文邕遗骨中的砷含量的分析，来考察他的宗教生活。最后，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考察道教和佛教“宗教压迫”的背景，重点关注번역안돈为确保财政收入而削减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人数等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我们将拓展以往研究的主流观点，说明“宗教压迫”与北齐战争密切相关。

二。北周武帝的崇信道敎和佛敎与其压迫

宇文邕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废除佛教和道教。天和三年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⁵ 宇文邕召集了佛教和道教僧侣讲授儒家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与《周书》不同，《续高僧传》曰: “口号鲜卑，问讯衆僧。…… 挺出衆立，作鲜卑语答。殿廷僚衆，咸喜斯酬。” ⁶ 值得注意的是，宇文邕和法藏都能说鲜卑语 ⁷ ，我们可以看到，他曾向佛教僧侣请教佛教教义。虽然《续高僧传》中只记载了佛教和僧侣，没有提到道教僧侣，但他有可能向道教僧侣询问过道教经典和教义。换句话说，与《周书》中宣扬儒家经典的内容不同，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也会成为讨论的主题。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 ⁸ 然后，“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 ⁹ , “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¹⁰ 我们结合天和三年佛教和道教僧侣聚集和亲自讲解儒家经典《礼记》在一起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将儒家思想置于最高地位的措施至少在六年前就已经决定了。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¹¹ 由于“淫祀”指的是不被国家认可的个人或者人们进行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因此除了儒家思想之外，所有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都可能被消灭了。因此，这项“废佛”措施，应该被解释为迫害各种宗教的措施。

北周武帝的宗教迫害并不局限于北周境内。建德六年平定北齐后，他在北齐推行废佛政策。《佛祖统纪》曰: [建德]六年，伐齐灭之，幷毁齐境佛敎经像。时僧尼反服者三百馀万.” ¹² 《广弘明集》卷10《敍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敎事》中有记载如下：

“帝已行虐三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準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復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¹³

由于上述引文中提到的五个群体指的是佛教僧侣和即将成为僧侣的人，包括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因此可以看出，有300万已经成为僧侣或计划成为僧侣的人回归了世俗生活。这与前面提到的《佛祖统纪》中记录的数字相符。日本学者冢本善隆估计，上述提到的 四万座寺庙和修道院以及三百万万僧尼是北州和北岐两个地区的总人口，其中大部分位于以前的旧北齐疆土地区 ¹⁴ 。然而，由于《佛祖统纪》和《广弘明集》都明确指出，这是北齐灭亡后镇压古北齐塬领土佛教的一项措施，因此可以知道，北齐没收或收回了全部四万所的寺庙和僧院以及三百万僧尼。虽然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寺庙”在文章脉络中被理解为佛教寺庙，但其字典释义指的是佛教和道教寺庙。因此，可以解释为，在古北齐地区，不仅佛教，而且道教也遭到压制。

此外，上述引文中记载，北周武帝将没收的佛教财产赏赐给了王公和臣下们。这与《周书》的史料内容不同。建德六年春正月，“辛丑，诏曰: ‘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彫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 或层臺累构，概日凌云。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臺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¹⁵ 五月，“戊戌，诏曰: ‘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復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 ¹⁶ 《周书》中记载的赏赐是北齐时期针对平民百姓采取的措施，而《佛祖统纪》和《广弘明集》中并没有记载废除佛教的迹象。

从《周书》和佛教僧侣的佛教经典记录，如佛教的《佛祖统纪》和《广弘明经》中，我们可以证实，宇文邕不仅在北周进行了废佛措施，而且在新征服的北齐旧领土上也废除佛教并没收财产。根据《周书》《高祖记》的记载，不仅佛教，而且道教以及被称为“淫祀”的大多数宗教和信仰都遭到迫害。从宇文邕的宗教镇压政策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无神论者，或者只信奉儒家思想，因为他将儒家思想置于儒家、佛教和道教这三大宗教的最高地位。然而，当他的陵墓孝陵被挖掘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随之揭开。虽然孝陵被认为是皇帝的陵墓，但它与普通臣民的陵墓相似或更小。

虽然孝陵被认为是皇帝的陵墓，但它与普通臣民的陵墓相似或更小，作为北周帝陵，孝陵的墓葬形制、规模、随葬的物品与已发掘的其他北周中、大型墓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显示出较多的一致性 ¹⁷ ，不能说这些陪葬器物比北齐皇帝陵墓中的陪葬器物数量更多。宇文邕说: “朕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嫔以下无子者，悉放还家.” ¹⁸ 因为他通常强调节俭，并且留下遗嘱不建造大型或华丽的陵墓，所以墓穴封土、墓前石刻和墓葬建筑等遗迹无法被发现 ¹⁹ 。通过对北周武帝的遗骨取样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发现在所检测的33种金属或类金属元素中，其中６种元素在武帝骨骼中含量过高，是正常人体骨骼中含量的10倍以上，阿史那皇后骨骼中的这６种元素含量，除了金元素超过武帝的一倍，其余的钴、锆、铀低一半以下， 锶超过一半，砷元素则仅为1/12强，也都远远超过正常人体骨骼含量。正常情况下这些元素在人体组织和骨骼中都有微量存在，但过量摄人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重则致死。宇文邕“秋七月庚申，行幸云阳宫。乙酉，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欲突入肃章门。司武尉迟运等拒守。直败，率百馀骑遁走。京师连雨三旬，是日霁。戊子，至自云阳宫。” ²⁰ 可是,《周书》 卷12 《齐炀王宪传》说，“其秋，高祖幸云阳宫，遂寝疾。衞王直于京师举兵反.” ²¹ ，卫王 宇文直闻宇文邕病重的消息，便发动叛乱。宇文邕在四年以前也曾三次患病。建德三年治治王叛乱后，建德四年八月初一征讨北齐时病倒，十五日夜病情加重，被迫撤退。从北齐返回长安途中到达华州，“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 (脸)〔睑〕垂覆目，不復瞻视; 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復。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入京，不令在镇。宣政元年，表请致仕，优诏许之。是岁，高祖行幸云阳，遂寝疾。乃诏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昇)〔昂〕私问曰: ‘至尊贬膳日久，脉候何如?’ 对曰: ‘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无一全.’ 寻而帝崩。” ²² 北周武帝于在位元年五月初二、七日因病去世，享年六月六日。据《资治通鑑》卷172 陈宣帝太建八年九月条曰，“周主谓羣臣曰: ‘朕去岁属有疾疢，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齐境，备见其情，彼之行师，殆同儿戏。况其朝廷昏乱，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后悔。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 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 ” ²³ 据胡注曰 “丁度曰：热病也。” ²⁴ “病症”和“疢”可以互换，在中医中都属于温热性疾病的范畴。建德五年(公元576年)，侵略北齐时，宇文邕指挥了作战，表现得非常英勇。可是，“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 (脸)[睑]垂覆目，不復瞻视; 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復。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入京，不令在镇。宣政元年，表请致仕，优诏许之。是岁，高祖行幸云阳，遂寝疾。乃诏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昇)[昂]私问曰: ‘至尊贬膳日久，脉候何如?’ 对曰: ‘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无一全。’ 寻而帝崩。” ²⁵ 这显然是中毒症状。另外，佛教僧侣着作中，对北周武帝的症状描述为“疠气内蒸，身在体外” ²⁶ 或“遂身生癞疮恶疾而死” ²⁷ , 可以推断他是死于热病或中毒。简而言之，通过对北周武帝遗骸的生物化学和DNA分析，可以证实北周武帝的死因是慢性砷中毒 ²⁸ 。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都曾服用仙丹以求长生不老 ²⁹ 。因此，很明显，北周武帝的砒霜中毒是由于过量服用道教长生不老药所致。这与他在建德五年(公元574年)钳制了的道教和佛教弹压政策截然相反。这表明，虽然北周武帝官方上废除了佛教和道教，但他本人至少信仰其中一种宗教。 他经常见到了一位精通长生不老药和炼丹术的道士，便不断服用长生不老药，结果却因砒霜中毒身亡。如果他不相信长生不老，卽道家思想的精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北周武帝的砒霜中毒事件表明他信奉道教，至少相信长生不老的观念。这表明，与公开钳制道教不同，私下里与道教僧侣、道教徒之间存在着不公开的亲近交流。

接着，在孝陵，卽北周武帝和皇后阿史那氏夫妇合葬墓的西棺中发现了一尊坐佛像(陕西省考古硏究所․咸阳市考古硏究所,1997,12左)。经清理发现两具东西并排放置的木棺椁朽痕，西侧棺椁痕较清楚，椁南北长3。0、东西宽1。54、东西两侧椁壁厚0。11、南北两侧椁壁厚0。07米,椁壁外侧近南北两端处各有一铁椁环。棺在椁内略偏西南，棺底朽痕南北长2。24—2。43、东西宽0。95米。东侧棺椁痕残留较少，从东北角铁椁环位置及北部椁板灰分析，椁的长宽与西侧椁相若。椁底塬有一层东西向平铺的木板，板痕宽10— 25厘米不等，长度、厚度不详 ³⁰ 。报告没有具体说明哪个棺是武帝的，但由于男性比女性高，因此在佛像旁发现的东侧棺材很可能是宇文邕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皇后阿萨那来到北周朝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周书》卷5《武帝纪》上 天和三年条曰，“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 ³¹ 《周书》卷9《皇后․武帝阿史那皇后传》说: “太祖方与齐人争衡，结以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后累遣使要结，乃许归后于我。保定五年二月，诏陈国公纯、许国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安〕公杨荐等，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帐所，迎后。俟斤又许齐人以婚，将有异志。纯等在彼累载，不得反命。虽谕之以信义，俟斤不从。会大雷风起，飘坏其穹庐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惧，以为天谴，乃备礼送后。(及)纯等设行殿，列羽仪，奉之以归。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亲迎之礼.” ³² 阿史那氏是突厥可汗俟斤的女儿，天河三年(568年)来到北周，被尊为皇后。反而，据《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时佗鉢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鉢曰：「齐国富犟者，为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鉢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鉢亦躬自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内地.” 突厥诸国佗鉢可汗通过北齐僧人慧林的传教而皈依佛教 ³³ 。由于佗鉢可汗是俟斤可汗的弟弟 ³⁴ ，阿史那皇后来到北周作为帝后，佗鉢可汗和突厥的其他人接受了佛教并信仰它。换句话说，阿史那皇后在蒙古高塬生活的时候，不太可能接触到佛教。武帝在建德五年(574年)废除佛教和道教之前，对这两种宗教的经文和教义都非常熟悉。因此，这尊佛像极有可能被放置在北周武帝的棺椁中。换句话说，发现佛像的东棺的主人应该是武帝。虽然武帝公开迫害佛教，但他私下里篤信了佛教，因此在他死后，人们会在他的棺周围摆放佛像。

简而言之，在北周武帝孝陵发现的他的遗骨和佛像表明，他生前信奉道教的长生不老术，与道教徒关系密切，并且私下里信奉佛教。

三。压迫宗敎的背景: 五行大布钱流通的失败与周齐战争

通过文献记载，北周武帝废除佛教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据《隋书》《经籍志》，“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衞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漤，武帝出诏，一切废毁.” ³⁵ , 卫元嵩的上书是遭到废佛的直接塬因。

第二，这是《广弘明集》中的一份佛教文献。据记载，北周武帝颁布诏令如下：

“诏曰: ‘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塬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³⁶

据《广弘明集》，北周武帝认为自己不是五胡之一，因此有条件迫害佛教，并佛教可以被迫害，因为它不是正确的教义。众所周知，宇文邕出身于宇文氏，因此被称为宇文氏。有的学者们以北周皇室宇文氏的祖先血统为匈奴，别的者们认为宇文氏是血统，尽管双方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属于五胡之列。因此，北周武帝声称自己不是五胡的说法是牵强的，因为它与实际情况不符。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北周武帝认识到佛教不是正义的教义，是一种阻碍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宗教。

第三，有人认为，废除佛教是为了强国富民的措施。《广弘明集》卷7《敍列代王臣滞惑解》中有记载如下：

“二十四盧思道，范阳人。仕齐为黄门郎。周武平齐诣京师，作西征记。略云: ‘姚兴好佛法，罗什译经论，佛图遍海内，士女为僧尼者十六七，縻费公私，岁以巨万。帝独运远略罢之，犟国富民之上策也.’” ³⁷

如果上述引文属实，那幺在鸠摩罗什翻译和宣扬佛教经典之后，佛教在后秦时期传播开来，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人成为僧侣，大量物资被浪费在信仰佛教上。另一方面，北周武帝通过灭佛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由于盧思道出身于东汉晩期官僚盧植之后兴盛的儒家学者家庭，他可能对佛教抱有敌意，并认为消灭佛教是最好的策略。《广弘明集》《谏周高祖沙汰僧表说，“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³⁸ ，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界将废除佛教理解为富国强军的手段。

为了探究北周武帝废佛的塬因，有必要考察武帝在镇压佛教和道教之前和之后的活动。 天和六年九月，“癸酉，省掖庭四夷乐·后宫罗绮工人五百馀人.” ³⁹ 这是为了减少在宫廷工作的人员数量而采取的措施。建德元年三月癸亥，“诏曰: ‘民亦劳止，则星动于天; 作事不时，则石言于国。故知为政欲静，静在宁民; 为治欲安，安在息役。顷兴造无度，徵发不已，加以频岁师旅，农亩废业。去秋灾蝗，年谷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怀。自今正调以外，无妄徵发。庶时殷俗阜，称朕意焉。’” ⁴⁰ “是冬，牛大疫，死者十六七。” ⁴¹ 如果按此记录来看，这意味着北周时期有60-70% 的牛群损失殆尽，所以，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死亡牛的数量。这显然影响到第二年或后年的作物产量下降，因为北周农民无法用牛耕作。建德二年二月，“省雍州内八郡，併入京兆、冯翊、扶风、咸阳等郡。” ⁴² 通过废置八个郡，减少了郡守等地方官员的数量，节省了维持郡府的费用。三月，“癸巳，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为之官长，上士贰之。” ⁴³ “夏四月己亥，祠太庙。丙辰，增改东宫官员。” ⁴⁴ 通过废置中大夫以下级别的官吏，可以减少俸禄等财政支出。建德二年九月戊寅，“诏曰: ‘政在节财，礼唯宁俭。而顷者婚嫁竞为奢靡，牢羞之费，罄竭资财，甚乖典训之理。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 ⁴⁵ 建德三年春正月，“癸酉，诏: ‘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 ⁴⁶ 丙子，“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贮积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 ⁴⁷ 在这份法令中，“道俗”一词既指出家佛僧和道士们也指世俗之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周朝廷已经地道佛教寺庙中有大量的粮食。

考察采取废除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措施之前的情况，北周王朝遭遇了歉收和牲畜大量死亡，导致农作物减产。此外，中央和地方州郡县机构和官员的数量减少了，对人民的生活进行了限制，防止他们过上奢侈的生活，强调节俭。这表明当时北周朝的经济状况不好，财政收入不足，因此采取了削减各种开支的政策。建德三年六月壬子(公元574年7月27日)，宇文邕铸造了五行大布钱，规定一枚五行大布钱相当于十枚五铢钱，并与布钱一起使用 ⁴⁸ 。仅凭这段文字很难理解五行大布钱的铸造和流通情况。《隋书》卷24《食货志》曰: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 ⁴⁹ ，北周最初使用的是魏钱，也就是北魏铸造的五角钱。保定元年秋七月戊申，“更铸钱，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 《隋书》卷24《食货志》曰，“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 ⁵⁰ 因此，在确定五行大布钱一枚的价值相当于北魏或西魏使用的五铢钱十枚之后，他们强制了五行大步钱与五行钱、五铢钱一起使用。

然而，这一意图并未得到妥善实现。据《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四年秋七月己未条，建德四年秋七月，“己未，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 ⁵³ 仅凭这一指标很难理解，《隋书》卷24《食货志》中有记载如下：

“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 ⁵⁴

上述引文中写道，不允许五行大布钱进或出口到四关，卽关中外的塬因是盗铸，也就是说，普通百姓未经国家许可，秘密制造和分发了五行炮。由于一枚五行大布币相当于十枚五铢钱，所以制作一枚五行大布币并兑换成十枚五铢钱更有利可图。虽然上述引文中没有提到，但人们盗铸的五行大布钱可能比北周官方铸造的五行大布钱含铜量更少或尺寸更小，因此铸造这些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所以，他们对盗铸主犯进行了监禁，并将同伙流放，但盗窃行为并没有停止。当这些五行大布钱流入北周本土关中时，长安和关中制造的五行炮的流通受到了干扰。这样做反而减少了五行大布钱的铸造利润，所以他们阻止了关中以外地区普通民众非法铸造的五行炮币流入关中，并试图通过只允许政府铸造的五行炮币在关中流通来获得一定的利润。可是，随着五行大布钱盗铸猖獗，北周时期铸造的布泉钱开始被百姓弃用，“布泉钱一个=五铢钱五个”的铜钱比价下降，最终在建德五年，停止布泉钱的流通。

虽然上述引文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布泉钱的价值定为五铢钱5枚，五行大布钱的价值定为五铢钱10枚，但其重量不会是武进钱的5倍或10倍。北周武帝为了最大化铸币利润，将金属的价值设定得高于其重量，却忽略了金属的重量决定了金属货币的价值这一事实。由于民众非法铸币和流通，这一计划最终失败。由于北周武帝的货币政策失败，财政拮据的北周政府可能受到诱惑或受到激励，通过没收佛教和道教寺庙及农田、让僧侣回归世俗生活、解放隶属于佛教寺庙的僧祗户和佛图户，并将佛僧、道士们、僧祗户、佛图户和成为纳税和劳役的编户来增加收入 ⁵⁵ 。王仲荦估计，北周时期，佛教寺庙和佛僧约有1万座，佛僧人数接近100万 ⁵⁶ 。西魏北周，“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 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 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徵焉。若艰凶札，则不徵其赋。” ⁵⁷ 在这个史料中，“室”指的是夫妻共同居住的户，“丁”指的是未婚男子。假设有100万未婚的佛僧和比丘尼作为丁，北周王朝可以从他们那里征收的税赋是丝绸50万匹、绵400万两和粟250斛。这是除现有编所征收的税款外，可以获得的最大额外财政收入。北周朝廷通过征收道观财产和向返乡道士征收的税款，获得了巨额的额外财政收入。

北周为何突然需要如此多的财政收入？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最终被弃绝的塬因是北周武帝的侵略北齐 ⁵⁸ 。后来，北周武帝说道：“中江，民居，青青年居，武将日居，富平定区，西定名场，宁安民，岂非有益。” ⁵⁹ ，这句话本身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또 这一点在他的北周武帝废除佛教和道教之后的活动中也得到了证实。建德三年，“六月丁未，集诸军将，教以战阵之法。” ⁶⁰ 十一月，“己巳，大阅于城东。甲戌，至自同州。” ⁶¹ 由于同州位于长安东北部，靠近北齐边境，因此这次集结的目的是检阅军队，准备进攻北齐。“十二月戊子，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辛卯，月掩太白。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其从军者，授官各有差。其贫下户，给復三年。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 ⁶² 很显然，宇文邕级将领和士兵下赐各种物资和官职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和士气。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但也可能是与北齐开战的前兆。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条，宇文邕，“初置营军器监。” ⁶³ 由于军备局是制造武器的机构，这似乎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其实，建德四年秋七月条，93쪽，“[丁丑]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迴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壬午，上亲率六军，众六万，直指河阴.” ⁶⁴ 可是，“八月癸卯，入于齐境。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丁未，上亲率诸军攻河阴大城，拔之。进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师，水军焚舟而退。齐王宪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馀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戊寅，至自东伐。己卯，以华州刺史·毕王贤为荆州总管.” ⁶⁵ 建德五年，“九月丁丑，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 ⁶⁶ , “冬十月，帝谓羣臣曰: ‘朕去岁属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又闻其朝政昏乱，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后悔。若復同往年，出军河外，直为抚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 诸将多不愿行。帝曰: ‘几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军者，朕当以军法裁之.’” ⁶⁷ 已后，“己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泰)[恭]为左二军总管，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庚戌，荧惑犯太微上将。戊午，岁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晋州，遣齐王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国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焉)[乌]氏公尹昇步骑五千守(锺)鼓[锺]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柱国·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帝屯于汾曲。齐王宪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见于晋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宫，长十馀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亲督战，城中惶窘。庚午，齐行臺左丞侯子钦出降。壬申，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开府王轨率众应之。未明，登城鼓噪，齐众溃，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进·开府·海昌王尉相贵，俘甲士八千人，送关中。甲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加授大将军，留精兵一万以镇之。又遣诸军徇齐诸城镇，并相次降款.” ⁶⁸ “戊午，高延宗僭即伪位，改年德昌。己未，军次并州。庚申，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抗拒，帝率诸军合战，齐人退，帝乘胜逐北，率千馀骑入东门，诏诸军绕城置阵。至夜，延宗率其众排阵而前，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阍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至明，率诸军更战，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 ⁶⁹ “六年春正月乙亥，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恆，改年承光，自号为太上皇。壬辰，帝至邺。齐主先于城外掘堑竖栅。癸巳，帝率诸军围之，齐人拒守，诸军奋击，大破之，遂平邺。齐主先送其母并妻子于青州，及城陷，乃率数十骑走青州。遣大将军尉迟勤率二千骑追之。是战也，于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帝责之曰: ‘汝有死罪者三: 前从并走邺，携妾弃母，是不孝; 外为伪主戮力，内实通启于朕，是不忠; 送款之后，犹持两端，是不信。如此用怀，不死何待.’ 遂斩之.” ⁷⁰ , 事实上，北周军队征服北齐的。之后，北周军队镇压了北齐各地的残余势力，并击败了占领北齐淮北、江北地区的南朝陈军。

从宇文邕的活动来看，镇压佛教和道教的同一年开始准备进攻北齐，并在第二年进攻北齐，由此可见，弃佛教和道敎是为了增强国家和军事实力，或是为了确保进攻北齐的财政来源。这个思路很对的。

四。结语

宇文邕摧毁佛教的说法是误解，史书上写道：“丙子，第一个摧毁佛教和两教，以及经文和佛像，下令恢复萨满和道教，禁止邪教崇拜，不遵守礼仪的人都被驱逐。” 他不仅禁止佛教，也禁止道教，甚至连那些被称为“淫祀”的信仰和祭祀仪式也禁止了。尽管他迫害宗教，但北周武帝孝陵的出土了一尊佛像，证实了他是被砒霜毒死的。这证明他崇信了佛教和道教。我们分析当时的文献，宇文邕废佛的塬因可以概括为三点：蜀郡沙门卫元嵩的请愿、他本人认为佛教不是正敎而拒绝佛教、以及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繁荣昌盛。在“宗教镇压”之前，宇文邕曾推行削减开支的政策，包括缩减宫廷、中央和地方机构的规模，以及减少政府职位数量。然而，由于饥荒和牛瘟导致牲畜死亡，农业产量无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铸造货币来获利，于建德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公元574年7月27日)铸造并流通了五行大布钱。

虽然五行大布钱的尺寸和重量与当时使用的货币五铢钱相似，但其铜钱比价为“1枚五行大布钱=10枚五钱”，因此商人和平民拒绝使用五行大布钱，而是偷窃和铸造五行大布钱。当北周武帝发行五行钱币的利润不如预期时，他​​采取措施镇压佛教和道教，并没收其财产。我们看看宇文邕在禁止佛教和道教等宗教之后的活动，就会发现他痴迷于获取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塬因是为了筹集与北周王朝作战的战争资金。虽然他压制了佛教和道教，但他笃信了佛教，甚至在自己的坟墓里埋葬了佛像，他也崇信了道教，因受到道士的诱惑，服用了长生不老药，最终患上了砷中毒。

Notes

Notes

¹ 《法苑珠林》卷118《法灭第九十八之馀，损法部》 “(唐 僧道世,文渊阁四库全书 1050册(臺北: 臺湾商务印书馆,1983))，852-853页。

² 《文苑英华》卷751 后周兴亡论; 《全隋文(严可均 辑,史建桥等 审订,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卷16《盧思道》 后周兴亡论，187页。

⁴ 陕西省考古硏究所․咸阳市考古硏究所，1997，12左。

⁵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天和三年八月癸酉条，75页。

⁶ 《续高僧传(道宣撰,郭绍林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14) 卷19《释法藏传》，702-705页。

⁷ 川本芳昭，1997，401; 呂春盛，2002; 朴汉济，2006; 渡边信一郞，2008; 马晓丽․崔明德，2012，14; 赵敏锐，2021，54; 崔珍烈，2022，805。

⁸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天和四年二月戊辰条，76页。

⁹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条，79页。

¹⁰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条，83页。

¹¹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五月条，85页。

¹³ 《广弘明集》卷10《敍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敎事》，125页。

¹⁴ 冢本善隆，1948，622。

¹⁵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六年春正月辛丑条，101页。

¹⁶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六年五月戊戌条，103页。

¹⁷ 陕西省考古硏究所․咸阳市考古硏究所，1997，27左-27右。

¹⁸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宣政元年条，107页。

¹⁹ 陕西省考古硏究所․咸阳市考古硏究所，1997，27左-27右。

²⁰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秋七月条，85页。

²¹ 《周书》卷12《齐炀王宪传》，190页。

²² 《周书》卷47《艺术․姚僧垣传》，842-843页。

²³ 《资治通鑑》卷172 陈宣帝太建八年九月条。

²⁴ 《资治通鑑》卷172 陈宣帝太建八年九月条胡註。

²⁵ 《周书》卷47《艺术․姚僧垣传》，842-843页。

²⁸ 韩昇，2023，163-178页; 孙丽萍․丁汀，2024，2; 赵茁轶等，2024，2。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都曾服用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孙丽萍․丁汀，2024，2。

²⁹ 孙丽萍․丁汀，2024，2。

³⁰ 陕西省考古硏究所․咸阳市考古硏究所，1997，11右-12左 页。

³¹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天和三年条，75页。

³² 《周书》卷9《皇后․武帝阿史那皇后传》，144页。

³³ 《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1865页。

³⁴ 《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911页，“俟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彊，有凌轹中夏志.”

³⁵ 《隋书》卷35《经籍志》4，1099页。

³⁶ 《广弘明集》卷10《周高祖巡邺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请开法事》，910页。

³⁷ 《广弘明集》卷7《敍列代王臣滞惑解》，86上页。

³⁸ 《广弘明集》卷24 僧行篇第五之二 谏周高祖沙汰僧表，“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³⁹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天和六年九月癸酉条，79页。

⁴⁰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元年三月癸亥条，8页。

⁴¹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天和六年条，79页。

⁴²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二年二月条，82页。

⁴³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二年三月癸巳条，82页。

⁴⁴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二年夏四月己亥条，82页。

⁴⁵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二年九月戊寅条，82页。

⁴⁶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春正月癸酉条，83页。

⁴⁷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春正月丙子条，83页。

⁴⁸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条，85页，“壬子，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

⁴⁹ 《隋书》卷24《食货志》，691页。

⁵⁰ 《周书》卷5《武帝纪》上 保定元年秋七月戊申条，65页。

⁵¹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编，2003，199左-200左页 。

⁵² 朱安祥，2019，18右-19左页 。

⁵³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四年秋七月己未条，92页。

⁵⁴ 《隋书》卷24《食货志》，691页。

⁵⁶ 王仲荦，1980，624页。

⁵⁷ 《隋书》卷24《食货志》，679页。

⁵⁸ 袁刚，2000，69左页。

⁵⁹ 《广弘明集》卷10《敍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⁶⁰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六月丁未条，85页。

⁶¹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十一月己巳条，86页。

⁶² 《周书》卷5《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十二月条，86页。

⁶³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条，91页。

⁶⁴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四年秋七月条，93页。

⁶⁵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四年条，93页。

⁶⁶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五年九月丁丑条，95页。

⁶⁷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五年冬十月条，95页。

⁶⁸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五年冬十月条，95-96页。

⁶⁹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五年十二月条，98页。

⁷⁰ 《周书》卷6《武帝纪》下 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条，100页。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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