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本文以《祖堂集》为研究对象，探讨泉州僧禅宗文学的创新与传承。通过分析泉州禅宗兴盛的双重动因、"泉州僧"概念的内涵以及泉州僧禅诗偈颂的世俗化突破，揭示了泉州僧在禅宗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泉州僧的禅宗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禅宗思想的深度，也展现了地域文化的特色，为禅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泉州僧；禅宗文学；《祖堂集》；偈颂；语录；世俗化

Author

WANG Huixin 黎晟 英文名称

一、朝鲜半岛关羽形象的传入与构建

关羽作为中国三国时期的著名武将和后世被神化的“武圣”“关帝”，其形象和信仰在东亚文化圈中具有深远影响。朝鲜半岛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关羽崇拜也通过文化、宗教和政治交流传入，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但是国内学界对朝鲜半岛关羽的研究并不充分，主要介绍了朝鲜半岛使臣在对中国关羽信仰的所见所闻[]和在朝鲜半岛首尔各处关公神话传说及关王庙的情况。[]对朝鲜半岛关羽图像的研究更是匮乏。朝鲜半岛学者对于关羽的研究主要以南湖县( Nam 2016 )、闵宽东( Min 2015 )]、洪润基( Hong 2022 )、李维娜(Lee 2024)等为代表，系统梳理了朝鲜半岛关羽信仰的线索以及对朝鲜半岛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除此之外，对本文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半岛学者姜永珠《朝鲜时代克服国难的神像：首尔关王庙的〈关羽图〉》[]，重点描写的是早期帝王建造关羽庙中关羽的形象确立问题，但是对于朝鲜半岛民间关羽形象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朝鲜至今未成体系。 ([] 부분 sown 형식 표기, 원문에 각주 전체로 되어 dlTdj 확인불가)

通过初步研究发现，关羽传至朝鲜半岛进入了其原生性宗教萨满神灵系统，并成为了朝鲜半岛民间供奉的巫神，关羽的形象特征甚至成为朝鲜半岛巫神图本土将军神的程式化形象，关羽图像也在经历朝鲜时代、日据时代、朝鲜独立后三个时期后实现了“本土化”和“在地化”。实际上，朝鲜的关羽信仰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通过神职转换、符号再造与仪式融合，完成了从“中国武圣”到“朝鲜护国神”的转化。这一过程既彰显了儒家文化圈的共通性，也凸显了朝鲜半岛在文化接受中的主体意识，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典型范例。

从传播历程看，文学形态关羽的传播，大致沿着地缘距离和文化特质相近的路线开始跨文化传播的进程。最早传播的区域是儒文化氛围浓厚的朝鲜半岛，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交往历史悠久，“燕行使臣”是朝鲜王朝时期汉籍东传的主要途径。

中国关羽信仰的起源离不开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朝鲜半岛也不例外。朝鲜王朝关于《三国志》的最早官方史料见于《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卷(1392-1418):“遣吉川君权跬、知议政府事呂称如京师。钦问起居也。进马二十匹。上饯跬等于广迎楼，命世子饯于慕华楼。召通事张有信曰:‘尔知采银法乎? 今往中原,更详问來。’命书状官陈遵,求《三国志》、《苏子古史》等。”[]又如燕山卷(1494-1506)传曰:“‘弘文馆遗失书册《吴越春秋》、《南北史》、《三国志》,令千秋使贺來。’”[]所引资料可以间接推断朝鲜王朝统治阶层对关羽的事迹也只是有所耳闻。关于朝鲜半岛普通民众对关羽认识的史料记载几近于无，可见民众对其更是知之甚少。因此，在关羽信仰传入之前，朝鲜半岛上至君臣下至平民百姓对关羽及其事迹的认识相当淡化。

关羽信仰真正传入朝鲜是明神宗万历年间(1592)，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明代皇帝对朝鲜王朝提供了政治保护，关羽信仰便伴随着这支军队来到朝鲜半岛。在明将领的心中，这场战争的胜利全杖关王显灵之功，正如《海东圣迹志》所言:

“皇明万历壬辰、丁丑之间，侨寇朝鲜，蹂躏三京，皇帝命师东援，平壤之捷、岛山之战、三路驱倭之役，关帝辄显灵。每见神兵攘攘，云雾滨渤间，有戈甲声，将卒勇气益倍，擒斩累千百，渠魁授首，余孽潜奔，迅扫七年气，恢复八域旧界。”

因此，壬辰卫国战争后,明朝军队为表达对关羽的敬仰之心开始在朝鲜半岛建立汉城关王庙(1598)---南庙。[]以此为朝鲜王朝请神,通过推崇关羽信仰来凝聚尚武精神。于是，这一时间朝鲜半岛出现了数座关王庙，关羽信俗由此在朝鲜半岛传播。通过明军对“关帝显圣”的口口相传，不仅强化了朝鲜半岛社会各阶层对关羽形象的认知，更在心理层面为饱受战乱困扰的民众带来了精神慰藉。但是对于关羽庙的初建，朝鲜半岛君臣开始是持谨慎小心态度并且处于被动姿态，正如《林下笔记》中记载：

“宣朝三十一年 创庙于崇礼门外 享汉武安王关羽 礼郎许筠 择进庙庭碑 沈喜寿曰 今兹 建庙之举 实出皇旨 而择碑之人官微 皇上闻之 恐有慢乎之嫌 遂不竖。”

东关王庙是宣祖32年(1599年)历时三年完成的，其规模远超南庙，制作的《金铜关羽坐像》(图1)是现存较古老的关羽雕像。特别是当时中国或朝鲜半岛的关王庙中关羽造像多是是烧造、木雕、石雕等，而东庙的造像是用金铜精雕细琢而成。《金铜关羽坐像》头戴幞头，身披铠甲战袍，双腿张开，游戏坐姿，显然是中国关羽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塑像本身之外该坐像背后的“日月五峰图”是展现“关王”地位和权威的象征性绘画，它是为朝鲜王室所独创的画作，这也是朝鲜关王庙固有的特色。[]由此可见，虽然东庙并非朝鲜人所建，关羽塑像本身仍为中国关羽形象，但“日月五峰图”的出现似乎已说明了关羽在朝鲜半岛统治阶层中已不再是处于被动地位。

肃宗时代(1674年-1720)，肃宗在东庙留下了御笔碑文 ¹ ，通过碑文不难发现，肃宗在丝绸上绘制的关羽像被认为是当时关羽肖像的基本特征——凤眼、长眉、三叉胡须、绿袍、《春秋》。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全书画印本《肃宗御笔关云长图》(图2)便是碑文中提到的肃宗所画，据说这张印刷品并不是这幅画的原件，而是作为书法杂志《书通》第40卷(东方书局,1994年)的附录制作和发行的原画的照片。资料中对图像的说明中写道：“原画的制作年代可推定为肃宗年间，跨越17世纪末——18世纪初，可以说是16世纪末明朝军队参加侵津战争后扩散的关羽信仰的一个侧面。”[]该图与明代商喜的关羽图类似(图4)，都将关羽描绘在一棵松树下，带着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坐在天然岩石上，图中还有《春秋》摊开放在后面的岩石上。关羽右手捻着胡须，左手握着玉带，这种形象与明清时期关羽的形象(图3)一致。明显不同的是其服饰特征，关于关羽的服饰在中国大多为绿袍，在《正史三国》中虽没有关于绿袍的记载,但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鹦鹉战袍飞蝶”、“绿锦战袍”、“青色绿袍”、“上半身只穿护心甲，绿袍的一面斜披在肩上”等记载。由此绿袍或战袍成为中国关羽的典型服饰形象，而在图2中关羽所穿虽为绿色但却是官服，这种着明代官服的形象尤为奇特，官服形象的出现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亦或是其他目的，都能从侧面反映出肃宗开始对于关羽呈现出的主动态度。

这种态度的转变从《朝鲜王朝实录》中便可印证，当时肃宗已对关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 ² 人们对关王庙的看法从被动和消极开始转变为积极地从关羽的 “忠 ”的角度进行解读。特别是肃宗在夺取国家控制权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关王庙的作用，他强调“重建王国”，认为战士们应效仿关羽的忠诚，因此他努力弘扬中国历史上忠臣和勇士的美德以稳定皇室。朝鲜半岛将开始继承明朝正统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关王庙成为具有儒学性质祭祀祖先的庙宇。

肃宗之后可找到的就是高宗时代(1864-1897)的关羽画像。实际上，从肃宗所著的《关王御制诗》中所提及的关羽像等资料显示， ³ 从南庙建立到肃宗和英祖时代都有关羽图像。遗憾的是现已不存在。 图6传为高宗所画，其形式特征与图2类似都将人物置于松树下的岩石上，周仓伴左，《春秋》书置右，具体来看，图2肃宗的关羽像服饰虽为绿色官服形象但仍是戴围巾的武将像，而高宗图中这种头戴金色翼善冠，身披红色衮龙袍的形像与明代帝王像特征极为相似(图5)。与此类似的还有图7仍为帝王形象的关羽。这种服饰的变化仍旧与朝鲜半岛君王对关羽信仰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虽未有直接的文本资料记载，但从图示分析高宗也有利用关公崇拜稳定王室的政治意图，且这种意图在图示中表现更为明确。

总而言之，据文本资料来看，17 世纪之前，关羽在朝鲜半岛被视为“历史人物”，没有得到特别的认可。然而，随着壬辰卫国战争的爆发，明军将关羽奉为神的信仰传入朝鲜，关羽图像也随之传播开来。据图像资料证明，关羽图像从肃宗开始有了较大的转变，由着明代官服到高宗时期着帝王服饰，这种图示的转变直接关系肃宗至高宗过程中朝鲜半岛官方对于关羽形象新的定义——利用关羽形象来巩固王权统治。这一时期，关公晋封“显灵昭德义烈武安关帝”，关王庙升为关帝庙。朝鲜王朝建造了数座关王庙(详见附录)。经过历代国王和官方的倡导和影响，关公信仰逐渐传播到民间。此外，朝鲜半岛的关羽依旧有《春秋》图像的存在，《春秋》是关羽有别于历朝历代其他武将的鲜明符号，正是《春秋》这一特有的“儒”学标识，令关羽从众多熊虎之将帅中脱颖而出，由自觉学儒到被编入正史、到被正统儒学发现和承认，因此，关羽形象在朝鲜半岛的巩固发展也与当时朝鲜半岛的崇儒之风有一定的联系。

二、朝鲜萨满巫神图中的关羽形象

根据历史记载和图像资料来看，关羽形象的演变是伴随着政治需要和通俗文化普及的一种历史演变。通过对关羽形象的传播和推广基本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形象特征。关羽信仰也慢慢在朝鲜半岛发展壮大，由庙堂走向民间,历经漫长的演变过程,终而实现了朝鲜萨满巫神图中的关羽信仰的“本土化”和“在地化”。

关于朝鲜半岛的萨满教，从宗教人类学视阈考察，朝鲜半岛萨满教的起源可追溯至先民社会的泛灵信仰体系，是朝鲜半岛的原生性宗教。朝鲜萨满教的社会地位极高，不仅作为基层民众的核心信仰体系，更深度嵌入了朝鲜早期政权祭祀制度。三国时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萨满教曾是朝鲜半岛民间和王室唯一的宗教。虽然朝鲜后期为强化中央集权、改革高丽末期腐败的佛教势力，太祖李成桂(1392)推行“崇儒抑佛”政策，立儒教为国教，除儒教外的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萨满教依然普通百姓对抗艰难生活的主要精神支柱。然而国家在祈雨祭祀等场合仍然需要萨满，因此政府也不能完全排斥萨满。所以，虽然尽管萨满们受到强势打击，但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却始终存在。

关于关羽为何进入萨满神灵体系，起初人们对于关羽庙是由国家层面的关羽崇祀活动带动下层民众对关羽热情的一种祈福行为。相传在朝鲜半岛，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关羽的肖像画进行祭祀，参与的人常建祠堂。参拜祠堂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阶段，实际上是儒家性质的祭祀行为。[]但是早在显宗12年(1671年)十月，“关王庙塑像，水汽润湿，有流下之痕，京城民争相传血泪流下云。”[] “云祀坛之下，桃渚之衕，青瓦而庙，貌之渥丹而须俨然，关公也。士女患疾，纳其床下，惊神褫魄，遁寒祟也。”[]从这几则关公显灵传说的史料中说明那时候关公信仰已深入人心，成为普遍的神会现象。在朝鲜王朝由上至下信仰关公的时期，巫俗信仰中的巫师们经常假托关公附体吸引信徒，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有“儒将”之称的关羽恰好具有儒学特征，迎合了立儒教为国教的时代背景，加之高宗时期鼎盛的关帝信仰，高宗国王(1863-1910)和明成皇后都对巫俗深信不疑，进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建立了具有巫俗特征的北关王庙。巫俗势力也达到了顶峰。“高宗时有二巫女一李姓一尹姓 自称关圣帝君神托于己 帝君降笔赐号 李姓女曰 真灵君 尹姓女曰 贤灵君 贤灵君奉关庙在二宫洞 俗谓二宫大监 殿内神者是也 真灵君 以内命居住宋洞之北关庙 俗称真灵大监 出入宫禁弄权用事 乾儿无教 方伯守宰多出其神中矣 李尹之后 又有女巫寿莲者 出入宫掖祈福禳灾 其二子皆为高官焉”。[] 可见当时巫俗借助关公信仰势力之大。 另外，西庙是1904年，尹圣女巫师受贤灵君(萨满原始神)要求，高宗的继妃、英亲王的亲生母亲严妃(纯献皇贵妃1854-1911)命令将其建西关帝庙，以祈求子孙繁荣昌盛。[] 由此建立了朝鲜半岛本土具有巫俗特征的官方关帝庙。原本具有浓厚儒家祠堂色彩的关王庙也逐渐转变为具有浓厚巫俗色彩的民间巫俗信仰。

因此，随着关羽巫俗信仰的发展朝鲜半岛出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关羽巫神图形象。巫神图是萨满所信仰的神的肖像，是一幅描绘朝鲜半岛民族独特信仰的民画，是萨满祭祀程序中所必需的。

对于图像的功能，研究巫神神灵的代表性学者有日本学者赤松和朝鲜学者金泰坤，根据这两位学者的分类可以看出关羽在巫神图中主要是作为将军神灵出现，具有人类守护神的功能。[]因此，传说中出现的关羽，最初凭借忠诚和武力成为主要负责保护国家和稳定王室的守护神，后来被朝鲜民间接受，其原来的职能也被扩展为财神、福神、治病神等全能神。

由此，试图将朝鲜半岛发现的朝鲜时代之后的部分关羽巫神图进行分类整理研究。朝鲜半岛绘画中的关羽形象在服饰、面容及气质上的本土化改造，是朝鲜半岛文化对外来符号进行选择性吸收与再创造的典型案例。这种转化既体现了对中国关羽符号的尊崇，又渗透着朝鲜自身的审美取向、社会价值观与实用需求。

(一)朝鲜时代

朝鲜时代出现了一批关羽坐像巫神图(图8)，青龙偃月刀与美髯、丹凤眼、赤面这些外貌特征暗示了图像主人公为关羽的身份。大红色长袍，在朝鲜传统服饰体系中，红色象征尊贵、权威。同时肩头有日、月纹样，在《尚书·虞书·益稷》中记载：“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由此推断该红袍为帝王服饰。这批民间巫神图中的关羽极有可能受到高宗画画风影响，创作了同为着红色龙袍、头戴翼善冠的关羽形象。与此不同的是高宗画像中关羽的服饰虽为帝王像特征，但仍将其置于故事性场景中，而这批巫神图中的形象无论是服饰、动作还是场景特征都与明代帝王(图5)更为相似。

实际上，朝鲜半岛关羽信仰从始至终与明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间也不例外，这种联系更是映射在了图像之中。关羽进入巫俗信仰的时代正是中国由明入清的朝代，在朝鲜历史上，对明朝一直怀有“文化慕华”与“政治事大”的心态，加之明朝援助朝鲜抗倭使其免遭亡国之患，更加深了对明朝知恩图报与崇慕之心。“邦国亡而复存，宗庙绝而复祀，其为德至盛，自东方以来未始有也。”[]像关羽等凡是与明朝有关的形象都变得尤其重要。巫神图中关羽与明帝类似的形象除了可能受到官方影响外，更多的是朝鲜半岛民众由内而外的文化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是朝鲜半岛民众对于明朝的认可，更是朝鲜半岛民众将自身文化与明朝象征文化的一种联系。

(二)日据时代

据研究发现，日据时代的巫神图图像明显减少。在萨满巫神图中辨识关羽除了有以上明确标识性质的“关圣帝君”字样可以确定外，辨识度最高的便是关羽所持的刀具——青龙偃月刀，其独具特色的刀型起初在朝鲜半岛未曾见过。同样，刀、戟也是萨满的法器，寓意驱逐邪灵，减轻阴间亡灵的痛苦。三叉戟是彰显神政理念的象征性物品，刀与三叉戟在巫术中有着重要的权威。

图9便是这一时期存在的图示，图中的关羽三捋胡须，卷弯短发，浅色便服，左手持象征威严的月刀，右手执彰显神政理念的三叉戟，刀与戟同时出现可见其地位之高。若没有明确的字据标识很难相信该图描绘的是关羽形象，其形象特征与之前的形象却发生了巨大变化。

究其原因，巫神图的创作者一般是在宗教经历中经历过幻想的巫师，或者是在听到这种经历后被委托绘画的寺庙成员，以及绘制民画的画家。由此猜想这种图示表达与中国古代传说类似，属于现实与幻想相结合的形象塑造法，正如张紫晨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提到的：“传说的现实性,来源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观察,来源于人们的切身感受。当人们进行传说的创作时不能不进行现实的投影。传说的幻想性,来源于人们的想象力,人们把现实的感受与艺术的想象,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现实的东西,采取并非现实的手段进行表现,使人们透过非现实的想象,看到了现实的内核......。”[]据此便可推测这幅民画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有关，根据研究朝鲜半岛萨满教历史的代娜新的整理，日据时代日本殖民统治者极力毁灭作为朝鲜民族精神核心的萨满教，以此达到占领奴役朝鲜半岛的目的。因此萨满教的生存空间受到打压，人们便开始幻想传说中关羽战神的存在并期待其显灵救国，而创作这幅图的作者极有可能处在民间底层，或许并未真的见过关羽的形象，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像。这种背景下的画者及萨满信徒并不在乎其真实的形象，而更重要的便是取其功能。

(三)独立后

朝鲜独立后，数量较日据时代明显增多，关羽形象与之前也有所不同，出现了穿戎服的关羽将军像式样，将军式样的出现不难推测可能受前代战争的影响。另外，通过对比王鸣《中国服装史》中明代戎服图式(10-1)中的盔甲与战袍可以清晰得出朝鲜关羽将军像虽与之前不同但却仍受到明代戎服影响。

不同的是图10-3、10-4中朝鲜半岛的关羽以外着黄袍内着铠甲的形象呈现，这种形象与中国“绿袍金铠”的关羽形象类似，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关羽衣着形象的总结为：

第二十四回“一日，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即度其身品，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第六十六回“船渐进岸，见云长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第八十三回“忽门外一人，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飘三缕美髯，绿袍金铠，按剑而入”；第九十四回“只见云震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手绰美髯……。”

此记载表明关羽的外貌形象至明代《三国演义》之后已基本确定。特别是关羽所穿的绿袍中露出铠甲的图示形象，有种说法解释为是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刺客突袭的穿法，而朝鲜关羽的类似穿法也应是这种作用。另外，图10-3、10-4中，关羽形象中外袍颜色从“绿袍”到“黄袍”的转变，则需置于朝鲜半岛政教互动模式中考察，朝鲜萨满教巫神图中，黄色常作为连接人神的视觉色彩，如高句丽墓葬壁画显示，太阳神与月亮女神的服饰常以金黄为主调，通过明度对比营造超凡脱俗的意象。同时黄色在朝鲜半岛常与王权结合，如朝鲜王室纹章中的金黄龙纹。关羽形象的黄袍化将其从外来武将转化为本土化的“护国神祇”，从而达到强化内在文化力量的作用。

其次，朝鲜半岛关羽像对于眼神与面部的重塑，强化了形象的威严感，通过“瞪目凝视”(如眼球居中不斜视)与“紧抿双唇”的刻画，朝鲜半岛关羽形象呈现出克制、庄重的武士气质，区别于中国版本中“丹凤眼微睁”的傲然之态，这种风格接近朝鲜半岛“真景山水画派”对人物内在力量的写实追求。同时，朝鲜半岛常以方额阔面、棱角分明的下颌线条塑造关羽，突出其威严刚毅。如图10-3、10-4中关羽眉骨高耸、鼻梁直挺，接近朝鲜半岛传统肖像画中“忠臣像”的典型面容(如李舜臣肖像)。

可见，无论是对于关羽服饰色彩的意涵还是眼神与面部的重塑都开始展现出“在地化”特征。

另外，在研究巫神图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批程式化构图的朝鲜半岛本土将军神形象，将军服饰仍受到中国将军服的影响，其构图方式也与《三国演义》刊本传入朝鲜时关羽骑马作战的形象图式类似——骑马拿刀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半岛开始将关羽形象标识移植到本土将军像之中，这批将军像持青龙偃月刀样式刀具，这种独特的刀型以及图中明确标识的“青龙刀”(11-2)字样足以说明该刀就是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从这种程式化形象及标识中足以说明朝鲜半岛对于关羽形象的“本土化”转变。有趣的是，图11-3中的崔将军举刀骑马像中的这种刀型虽不像中式偃月刀那样为长柄状，但刀型依旧是偃月刀的形状，而且图中也明确标有“青龙刀”字样，由此推断该刀依旧指的是关羽特有的青龙偃月刀。

从面部特征来看，中国图式组合中的关羽牵绳形象比较随和，而巫神图中的形象为高举紧攥的马绳并表露出的作战样貌与之明显不同，画面更展战事之紧迫，将军之勇猛。除此之外，巫神图中的女将军(11-4)也出现了类似组合的图式，而且服饰逐渐朝鲜本土化，但所持的刀仍是偃月刀的刀型结合朝鲜半岛本土月刀的刀柄(图9)，加之铠甲头盔，飞扬的马尾，像是着力表现朝鲜半岛本土神将的勇猛。

通过图像分析，青龙偃月刀及关羽的图式组合成为朝鲜半岛巫神图将军神中稳定的图式表达。因此，朝鲜独立后的这批将军巫神图虽并非指的都是关羽将军，但其图式特征均来自关羽的典型形象，可见，此时巫神图中将军神的形象已将关羽将军形象认定为固定图式形象，无论是其偃月刀亦或是赤兔马的形象都已将关羽的勇猛赋予朝鲜半岛将军中，成为朝鲜半岛将军英勇善战的标志。

除此之外，朝鲜独立后还发现了无论是服饰还是刀型完全本土化的关羽将军(图13)图式，与图12朝鲜半岛本土将军无论是服饰还是姿势相似度都极高。除此之外，从面部特征来看，这幅图面容也更接近朝鲜审美，中国关羽像以长须及胸为标志，而朝鲜半岛绘画中胡须多修剪齐整，弱化其“美髯公”特征，这种处理与朝鲜半岛男性蓄须习俗不盛有关。虽不能确定其具体的时间，但根据以上图式的发展可以推测，关羽形象在朝鲜半岛的逐渐“本土化”与“在地化”过程，由开始的照搬、挪用到运用到其他本土将军神中的骑马作战、青龙刀的程式化形象，再到关羽将军服饰、刀型、面容的完全本土化。这一过程展现了图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轨迹。

朝鲜独立后，关羽多以身披铠甲的将军形象出现，这与朝鲜半岛民众国家独立后的心理息息相关。朝鲜王朝的以儒教立国，但武备之风渐弱，所以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朝鲜民众更是对于国内的状况悲痛不已，对于壬辰卫国战争明军信仰的关公有着崇仰之心，正如海东圣迹志(卷2)记载：“入庙而问，闻风而兴。必将曰：云长亦汉一人耳，胡独生称英，而死称灵，威当时而显后世，溢中国而及蛮貊哉？则义以为勇，武得其安之故也。反睹吾性，孰不有义全之，即为大勇，为神武，是亦今之云长矣！云长复作，何忧倭奴！此庙之有裨于朝鲜，非浅鲜也。与大成之圣庙，均之不可少者，当国君臣，其尚知所重哉！”因此，整个朝鲜半岛的尚武之心浓厚。由于关公显灵应验、消灾避难的传说符合朝鲜半岛民众急需慰藉的民族心理需求。关羽的“忠、义、勇、武”的精神符合民间百姓心中的将军形象。巫师们将骑马作战、手持偃月刀的关羽程式化形象融入将军神图像行列祈求本土将军如关羽般英勇显灵护国。

同时，朝鲜独立后，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朝鲜半岛社会盛行，“对待巫的观念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由现代科学理性观念所左右，巫变成了前现代、落后的弊端之象征。[]在现代化进程中，朝鲜半岛萨满教经历了复杂的祛魅与重构历程：现代的知识精英群体，通过科学主义将其污名化为“前现代迷信”。这种文化祛魅至1980年代遭遇转折，全球化浪潮催生的文化主体性觉醒，促使知识界在后殖民语境下重新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朝鲜半岛的萨满教重新受到关注和保护，巫神图像随之大量出现，关羽将军形象也实现了“本土化”。

三、朝鲜关羽信仰与儒学的本土转化

巫神图中关羽图式的挪用与演变是对于多样化关羽形象元素的多样化汲取，同时图像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万历援朝战争使以文治国的朝鲜王朝认识到了军事和武治的重要性。正如人类学家童恩正所言“宗教不是产生于思辨或反映，也并非主要的产生于幻觉或误解，而是产生于人类活动的真实悲剧，产生于人类的计划与现实的冲突。”[]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期间关帝信仰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社会的信仰体系，更对中朝两国间的文化互动与政治交往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影响。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国关羽信仰遍布全国，由于各朝各代统治者的扶持，关羽由自觉学儒到被编入正史、到被正统儒学发现和承认，最后被视为护儒之神。关羽由此从一员儒将晋升为一员儒神。其“忠、义、仁、智、信、勇”的儒学精神成为关公信仰的精髓，其儒学特质也成为关羽在朝鲜受容的重要原因。朝鲜半岛的关羽形象与中国的关羽形象其相似性毋庸置疑，但朝鲜半岛君民对于关羽形象的接受程度明显不同，因此其在不同体系中的形象构建也有所差异。

实际上，关羽信仰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进程中，既实现了外来信仰体系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又推动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崇祀仪式。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首先，关羽形象中蕴含的儒家伦理特质与朝鲜社会的儒学传统形成深层契合，为其文化扎根提供了价值基础；其次，关羽在朝鲜半岛表现为政教互动的双重轨迹——官方层面通过君主主持的频繁祀典强化意识形态建构，民间则在接受过程中逐步完善祭祀仪式，最终发展出糅合传统巫俗与儒家礼制的特色仪式；再者，随着历史演进，原本作为军事保护神的关王庙被赋予多元文化意涵，既保留明朝援建时的抗倭记忆，又通过将本土民族英雄“关羽程式化”，构建起跨越时空的英雄谱系。这种信仰重构使关羽崇拜超越了单纯的武神崇拜范畴，发展为兼具护国神格、民生祈愿和忠义伦理象征的多重信仰体系，深刻反映了朝鲜半岛社会对儒家价值观的本土化诠释与创造性转化。

四、结语

“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许,真的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历史世界’。”[]将东亚地区的文化与视觉意象置于一个框架中展开研究，以关羽图像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东亚文化圈中儒学图像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与演化，关于当时的传播情况，金万重在《西浦漫笔》记载道:“今所谓三国衍(演)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口诵说,”可见其普遍性。《三国演义》甚至出现在朝鲜科举考试中，足见影响之深，传播之广。如此传播盛况虽与壬辰卫国战争中关羽显灵事件直接相关，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儒文化在当时的李朝是主流文化，与中国以儒教为主的文化特征颇为近似。而关羽身上的忠义品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这样关羽形象的传播虽在外国，却具有相似的文化语境，其传播与中国相似也就不足为怪。而朝鲜半岛对关羽的本土转化，本质上是将外来文化纳入自身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过程。通过选择性吸收、叙事重构与仪式创新将关羽信仰本土化，展现了东亚文化传播中“同源异流”的典型特征。这一案例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全球化”与“在地化”互动的历史范本。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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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首尔金石文大观：東廟碑 <前面> ‘大漢朝忠節武安王贊揚銘 肅宗元孝大王宸章 歲在乙亥冬十月上浣題’(肃宗二十一年,1695 年)冬季十月上旬撰写。‘… 歷代雖遠 我慕愈切 爰圖厥像于 之中 丹鳳臥蠶 宛若生面 戟髥 綠袍 望如風動 坐看春秋 氣象淸肅 眞可謂 萬古之英傑歟 …’。

² 肃宗实录(卷二十三)肃宗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癸未：嗚呼！武安王之忠義，實乃千古稀有者也。今番一過，觀遺像之事，實乃世所罕見，衆人相感之意而生，亦爲激勵武士之舉，原非一時遊觀之快意也。嗚呼，爾等將士務須效此意，愈加勉勵忠義，以守護王室。此乃(朕)之所願也。

³ 肃宗实录，肃宗十八年(1692年)九月十五日，清康熙三十一年 ：“辛酉上自製二首詩, 以御筆鏤板以下曰 ：一卽 曾題武安王廟者, 一卽歷入武安廟有感而作者也。其令分揭于東南關王廟, 以表予敬慕之意。” 詩曰 “生平我慕壽亭公, 節義精忠萬古崇。志勞匡復身先逝, 烈士千秋涕滿胸。” “有事東郊歷古廟, 入瞻遺像 肅然淸。今辰致敬思愈切, 願佑東方萬世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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