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中日佛教关系随之跌入冰点。在此背景下，由日本僧人主导的“日华佛教研究会”成立，该会成立前半期的访华活动在中日佛教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华佛教研究会”不但刊文警告中国佛教徒，指责其抗日活动，还积极以顾问身份协助军方灌输建立“东亚新秩序”思想，充当了日军在华占领区思想绥抚工作的马前卒。近代日本佛教迎合国家政权对外侵略需要的所作所为受到同时代以太虚法师为首的抗日爱国僧人的严厉批判。

關鍵詞: 中日佛教关系、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日华佛教研究会、 思想绥抚

Author

梁明霞，LIANG Mingxia，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师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金勋，曾在《外国问题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日本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研究方向：中日佛教交流史，日本近代佛教史，日本宗教与文化。

一、前言

1920年代，以中国庐山举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1924)、近代佛教改革运动领袖太虚(1890–1947)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的东亚佛教大会(1925)、以及日本佛教联合会组织的佛教视察团赴华访问(1926)等为标志，可以说此时期是中日近代佛教交流的黄金时期。然而，进入30年代，日本加快侵华战争步伐，“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中国佛教近代改革运动领袖太虚法师先后发文，针对事变向日本佛教徒、日本佛教联合会呼吁，希望其能阻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暴行，然日方反应令人大失所望，中日佛教关系也随之跌入冰点。在此背景下，以促进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为名的一些组织，如“日华佛教学会”(中方称“中日佛教学会”,中日双方合办)、“日华佛教研究会”(由日方主导)等相继成立。其中，以“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持续时间最长，共12年，而“日华佛教学会”仅存19个月。在近代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史上，此两组织的活动反映了1930–40年代的中日佛教关系，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拟对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力较大的“中日佛教研究会”进行集中探讨。日本学者曾对“日华佛教研究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然立场仍有待商榷。中国方面，在讨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事件时对该组织的活动有所涉及，然未见详细探讨。本文试图以“日华佛教研究会”所创办刊物《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1–6》、《支那宗教事情1–5》、《东亚宗教事情6–27》、《乙亥访华录》、《丙子访华录》、《己卯访华录》等为线索，分析该组织自成立后的一系列活动，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中日佛教关系。

二、“日华佛教研究会”成立经纬

“日华佛教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日本净土宗僧人林彦明(1868–1945)。林彦明曾于1895年担任近卫师团从军慰问兼布教使，在台湾掀起开教先河，后任净土宗大本山知恩寺法主。1934年6月，林彦明辞任法主职务，把精力主要放在“日华佛教研究会”的筹备上。他在该会成立的旨趣书中提到，“东亚和平”的重点在于“日华亲善”，而“日华亲善”应该在外交、军备、实业、学术、宗教方面努力(Sitō,2012,93–94)。但是，由于中国“上海事变满洲独立”等原因，导致排日运动“猖獗”，使“比我友情疏隔”，不得不中断“吾等信仰之联欢”。同年7月，“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在东京召开，借大会在日本举办之机，经中日密教研究会会员吉井芳纯、林龙渊、金尾种次郎等人中间斡旋，林彦明拜访了当时参会的中方代表，林向他们表达了“欲谋相互之助力，精进佛学之研究”(Report,1936,377)的提议，得到中方的支持。

1934年12月13日，作为发起人代表，林彦明、床次竹二郎、头山满、大岛彻水、高楠顺次郎、高岛米峰、角田俊彻、簸内彦瑞、藤山雷太、后藤环尔、佐伯定胤、水野梅晓等12名日本政界、佛教界知名人士，于京都日华顶会馆召开了发起人会议。至此，“日华佛教研究会”成立。翌年1月27日，该会于华顶会馆召开发起人总会，选出会长佐伯定胤，副会长高楠顺次郎，干事长林彦明，主事冢本善隆。1935年6月，“日华佛教研究会”组成第一次访华团赴华访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起人中，床次竹二郎(1866–1935)曾担任内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原敬内阁时期)、铁道大臣(犬养毅内阁时期)、逓信大臣(冈田启介内阁时期)等职务，曾作为内务省内务次官组织过“三教会同”，即要求神、佛、耶三教联合为提高国民道德素养服务。而头山满被称为国家主义运动家，是右翼团体黑龙会的顾问。日本外务省为第一次访华团提供了3000日元的赞助。

从会员的构成来看，日本方面，大部分为佛教各宗派管长，有名望的僧人、学者(包括铃木大拙、望月信亨、道端良秀、宇井伯寿、常盘大定等)，也有政界人士，贵族院议员、众议会议员，商界人士等，日本佛教联合会常务理事今井铁城、主事祥云晚成也担任研究会的常任顾问，日方会员达320余人。

中国方面，该研究会分别在上海(1938)、汉口(1938)、杭州(1938)、南京(1943)、北京(成立时间不详)、青岛(成立时间不详)等地设立了支部。

在成立缘起方面，该会发行的《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及《己卯访华录》中均有刊载：

教无国境，学无古今，教同则山川万里，犹似促膝相语，学同则上下千年，亦如 把臂共游。吾侪日华佛教徒，同道同信，慈心相向，佛眼相看，其情如兄弟，其谊若同胞。是以成立日华佛教研究会，提携诱掖，相共求无上正真道。惟冀海内诸君子，赞襄斯趣，联翩加盟，不胜切望焉。( Anonymous 1936b, 384)

该会宣称以“纠合日华佛教同志相互鼓励求无上道”为目的，其主要事业包括：1.佛教各部门之研究批判及其奖励；2.中日佛教学者之交换讲座；3.中日佛教书籍之翻译及新刊书、杂志等之交换；4.相互介绍中日佛教界之事业；5.举办汉语讲习会；6.发行日、汉文佛教学研究杂志；7.其他与中日佛教之研究必要事业。

三、“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活动

表面上，从成立缘起、成立目的，以及所开展的事业来看，“日华佛教研究会”活动都是限定在两国佛教界之间佛学研究方面的交流，但实际上是否如此，仍要看其具体活动情况。纵观该会12年来的活动，可总结为：(1)组织视察团访华；(2)发行刊物；(3)接待中国佛教徒赴日视察团等。以下笔者整理了该会在1935–1941年间的四次访华活动情况(表1)。

从此表可以看出，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该会的赴华活动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以“卢沟桥事变”为分界点，对其活动内容进一步考察。

（一）第一、二次访华活动

第一次访华团成员共11人，包括林彦明(研究会干事长)、秃氏佑祥(龙谷大学教授)、乙部吞海(东京元通寺)、神林礼堂(大会东京支部长 浅草幡随院)、山本玄峰(名古屋日暹寺)、小岛慧见(大谷大学教授)、牧田谛亮(大谷大学学生)、吉祥真雄(京都专门学校教授)、信源良哉(研究会干事 京都檀王法林寺)、桃野春兴(大阪支部干事 大阪法音寺)、须原秀文(长夜玉林寺)共11人。

访问的寺庙包括上海静安寺、玉佛寺、龙华寺，苏州瑞光寺、开元寺、报国寺、戒幢寺、寒山寺、虎丘寺；杭州上天竺法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镜寺、灵隐寺、清涟寺、夕照寺、净慈寺、大仁寺；南京鸡鸣寺、万寿寺、昆庐寺、清凉寺、凤山古林寺、静海寺、栖霞寺；镇江金山寺；庐山大林寺、竹林寺、东林寺、西林寺；汉口古德寺；汉阳归元禅寺；北京广济禅寺、大佛寺；济南静居寺；青岛湛山寺。访问的团体包括：上海世界居士林、净业社、汉口正信会(居士林)、汉阳正信会(居士林)、北京三时学会、北京佛教居士林、天津佛教居士林、中日密教研究会、济南女子莲社等。

访问个人包括居士王一亭、段祺瑞、梅光羲，印光法师、太虚法师。其中王一亭表示今后为中日佛教徒在佛教大道的合作贡献力量，太虚在南京昆庐寺为日方举办欢迎会，对日华佛教徒之间纯粹学术交流合作表示共鸣和赞赏。

访华代表团分别在上海、武汉举办了演讲活动(见表2)

。

此外，中日佛教界双方还互赠书籍和物品，其中日方捐赠图书来自各宗派本山及宗务所，以及佛教人士的图书，主要捐赠给代表中方的僧俗诸氏，以上海、南京为首的各地居士林、代表性寺院，捐给个人的包括王一亭、梅光羲、徐森玉、印光、太虚、倓虚等，日方所获得的中方回赠的图书器物也颇多(见表3、表4)。

1936.9.13–10.5,11.9，“日华佛教研究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此次成员为大西良庆(清水寺贯主)、冢本善隆(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 研究会主事)、足利瑞义(真宗学研究所长)、春日礼智(东本愿寺宗学院学员 研究会书记)共4人。此期间行程与第一次访华基本一致，但规模变小，没有与上述中方佛教界人士会面，日方在访问期间也进行了演讲，主要对象为在华日人，演讲会分别在上海西本愿寺别院、山东淄川炭坑东本愿寺别院举行。第二次访华在上海、汉口设立了日华佛教研究会支部，也访问了武昌佛学院和青岛湛山寺，中日双方也互赠了书籍(如表5,表6所示)。

从上表中日双方互赠书目中(尤其是第一次访华期间)可以看出，日本影响力较大的佛教各宗派如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等均有赠书，而中方回赠书籍颇丰，双方书目既有佛学研究相关书籍，也有对自宗派的介绍、历史沿革、以及佛教相关画像等，可以说，这是一次大型的中日佛教交流活动，也促进了中日近代佛教界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而且重要的一点，这两次访华可视为以纯粹学术交流合作、弘扬佛教的前提下进行的交流活动。然而随着日本加大对华侵略步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中日佛教关系急转直下。

（二）、“卢沟桥事变”后“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活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华佛教研究会”原定的第三次访华计划取消，且对华态度急转直下，因不满太虚等在《海潮音》杂志大力宣传抗日，1937年12月，“日华佛教研究会”发表文章——《告支那佛教徒诸君》，以此来警告中国佛教徒，文中写道：

七七卢沟桥事件以来，北支(原文)、上海炮火弹雨不断实乃遗憾，然此完全是日本之自卫行动，日本侵略支那领土、杀害非战斗人员等指责皆与事实相违。殊不知日本为支那免于列强分割、实现完全独立做出多大牺牲？然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串通标榜排日抗日，实现国内统一。此乃扰乱东洋和平，置国家灭亡于不顾。(Report, Anonymous 1938 , 317–318)

同时还指出，只有日本才能给东亚民族带来幸福，呼吁中国佛教徒“舍弃一直以来无缘由之执念，虚心与我等亲近。此精神之融合乃依赖怨亲平等之大乘佛教之真精神所成就之伟大圣业”，并通过佛教谋求两国提携。文末还指责中国佛教徒不解“日本之诚意”，不体谅日本“高洁之内心”，要求做出反省。

不仅如此，“日华佛教研究会”还积极配合军方要求，积极参与军方扶持的“佛教同愿会”的各项活动，并以顾问身份灌输建立“东亚新秩序”、树立“新东亚之思想文化”精神，充当起日军侵华安抚工作的马前卒。

“佛教同愿会”成立于1938年12月30日，总部在北京广济寺。会长喇嘛教活佛安钦、副会长王揖唐，王克敏、靳云鹏、周学熙等担任名誉会长，理事长夏莲居，常任理事刘永谦(刘六皆)等，王揖唐、王克敏等是日军在华北扶持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要员。

“佛教同愿会”纲领如下：

一 以东亚民族生活之基础，在归趣于释尊所开示之万法如一妙谛、应确本次信赖、以期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

二 以大乘佛教精神为中心、树立新东亚之思想文化、使之光被世界万邦

三 建立彻底无我原理之教化、以期阐明各国民众之皈依处。

四 乘佛陀垂范之悲行、净化各国社会、以期成就正法国土。

五 中日两国民心、应同以自觉觉他之大愿互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于佛光垂阴之下，勇猛精进以期世界永久和平。(Minutes of the 30th Annual Member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of the Buddhist Dōgan Kai, Anonymous 1942a, 10)

上述纲领中提出的“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树立新东亚之思想文化”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即建立“东亚新秩序”，鼓吹“日满华三国合作”的思想主张如出一辙。正如日本学者新野和畅所指出，虽然纲领中也带有“大乘佛教精神”等字眼，其目的还是强调要以中日两国民之力构建“东亚新秩序”，树立“新东亚之思想文化”，而这些思路正是来自以林彦明等人为首的日本佛教顾问的构想( Nīno 2014 ,212–213)。

1939年4.26–6.5，“日华佛教研究会”继续第三次访华活动，访华成员为林彦明(研究会干事长)、神林周道(研究会东京支部干事 神奈川鴫立庵)、林辉彦(研究会会员 沼津乘运寺)、本出政次郎(研究会顾问 财团法人本出报恩财团)、高桥良和(中外日报记者)一行5人，此次行程包括与侵华日军高层见面，与同愿会讨论合作交流事宜，访问日本各宗派在华传教所等。其中，在北京期间，林彦明等人访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陆军中将喜多郎，并由其介绍给杉山司令官和伪北京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其后由净土宗知恩院别院主任柴田玄凤介绍，与夏莲居见面。林认为，“日华佛教研究会”的设立目的及主张，实际也是建设“东亚新秩序”时针对佛教徒的指导方针。对此夏莲居回应称：两国佛教徒之同愿信仰乃日华两国和睦、亲善原因及基础。林彦明后又与杉山司令官见面，林对“皇军将士”为“圣战”所进行的奋斗感动不已，表示欲为“新东亚”建设的“鸿业”做贡献(Schedule and Itinerary, Anonymous 1939a,21–24)。此后“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活动，主要围绕与“佛教同愿会”之间的交流展开。

1939.11.26–12.16，受“日本佛教联合会”派遣，由林彦明担任团长，日方安藤正纯、作田高太郎、椎尾弁匡、常盘大定、大森亮顺、大谷莹润、大谷照乘、加藤精神、宇野圆空、松冈均平、宇井伯寿、长井真琴、关精拙、福原俊丸等16人，以日方顾问身份出席了“佛教同愿会”第一次年会。

1939年12月，“日华佛教研究会”理事会改选，会长改由大西良庆担任，以北京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为首的伪政府成员及僧人居士加入日华佛教研究会，王克敏任名誉顾问兼特别会员。1941年11.13–12.20，林彦明、中井玄道(财团法人佛教儿童博物馆)、日野大心(财团法人佛教儿童博物馆 名古屋众善馆主事)、天岫接三(妙心寺内春光院)、释诚慧(中国人留学僧)一行5人第4次访华，此次参加了“佛教同愿会三十年度会员代表大会”，此外还在同愿会建立的中国佛教学院进行演讲，于山西大同为日本居留民演讲，于北京日本净土宗知恩院别院为中日战争阵亡者举办共同追悼会，于青岛陆军俱乐部为日军举办“英灵追悼会”等(The Fourth Visit to China and Friendly Exchanges, Anonymous 1942b,12)。

除了访华活动外，“日华佛教研究会”还在日本接待了华北佛教徒访日视察团、中支青年僧访日团、铁禅访日团、佛教同愿会访日视察团等。

四、“日华佛教研究会”活动背后的中日佛教关系

“日华佛教研究会”成立伊始，日本影响力极大的宗教报纸《中外日报》进行了相应的追踪报导。中国方面，太虚法师的弟子法舫(1904–1951)曾就其与同时期成立的“中日佛教学会”进行过以下评论：

最近日本东京的佛教徒，又发起一个“中日佛教学会”，提倡中日佛教徒的感情联络，促进中日佛教学上的研究协助，用意尚善。近本社又接有蒋作宾公使致太虚函云“日本东京知恩院沙门林彦明，顷来晤谈，谓拟组织”中日佛教研究会“，专门研究唯识，征求华人会员共同将事，弗求广讯，不涉铺张，以真能潜心斯道者为限。恳鼎力援助，并代介绍此种学者，俾得先行通讯研究”云云。所谓“中日佛教研究会”，或“中日佛教学会”，倘无其他背景，但作佛教的学术研究，则此种组织，吾人当亦表示相当之同情。(FaFang,1934a,12)

法舫所指“中日佛教研究会”即是日华佛教研究会。他认为，只要没有其他背景(政治背景)，这样的组织能弘扬东亚佛教，促进世界和平，利于人类安康，则应“同情”并愿其顺利发展。从“日华佛教研究”会第一、二次访华情况来看，没有政治背景，以纯粹学术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活动确实受到了王一亭、太虚、法舫等佛教界人士的欢迎，而且中日双方书籍互赠客观上促进了中日佛学研究的交流。

然而，日方的想法是否真是如此？第一次访华归国后，大西良庆接受《中外日报》记者采访时称，“支那人”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现在青年佛教徒有人呼吁向日本佛教学习，然而一些老僧响应称有此想法者不过是想娶妻罢了，日本人没有当老师的资格(而基督教有)，文中提出日本应考虑在华传教权问题，此外，在中国，大西看到了宏伟的战争纪念碑，而与之相比，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的日本“肉弹三勇士”(三人在战争中引弹自爆)连墓碑都没有，对此表示极其愤慨。(Ōnishi,1935)此反应可以看出，包括日本佛教界、《中外日报》在内的宗教界、大众媒体并不把日军在华军事行动视为侵犯中国主权行为，由此可以想见，前述太虚法师的多次呼吁为何都没有得到日本佛教徒响应。

1935年5月，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一派与太虚及门下围绕“中日佛教学会”发生了论争，支那内学院两名佛教徒指责为“中日佛教学会”提供协助的太虚是“卖国奴”，太虚在《正信》第六卷第9期刊登《致欧阳竟无居士书》，将好村春基等人拜访太虚“求赞成中日佛教学会”之事的经过进行说明澄清，随后太虚又发《告日本佛教徒大众》，否认《申报》所指“以日华佛教学会为中心，于太虚所办世界佛学苑，作有力之声援”，重申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所发《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中要求日本“还我东北、恢复中国疆土政治之完整”的立场 (Taixu,1935,1)。

1936年9月5日，全日本佛青联盟主任，兼任中日佛教学会理事的浅野研真自中国考察归来，大力渲染中国僧人的抗日活动。9月29日、9月30日、10月2日的中外日报分别以“浅野研真氏讲述 中国僧人加入抗日战线 太虚、圆瑛两氏携手 全支到处散发小册子，以激烈言辞煽动抗日，实在遗憾 需冷静考虑对策”、“中华僧之运动”、“抗日中国僧”为题，报导了中国僧人的抗日救国运动。

针对日本媒体的大肆宣扬，法舫回应道，“凡是日本人，都爱日本，所以日本佛教徒是爱国化了的。凡是中国人，当然爱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徒，不论僧俗，都爱中国。因此，日本佛教徒不能看见中国佛教徒的爱国表现，便诬为抗日运动”(Fafang1936,3)。法舫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残杀无辜，他以悲愤的心情写道：

最后，请日本佛教徒放心吧！我们中国人绝不无理的去杀害日本人，开军队去占领日本领土，破坏日本行政。同时我们中国佛教徒，亲眼见到日本人到中国来，狠凶的对付中国人，日本军在中国国内，更是狠凶的狠可怕的侮辱和杀害中国人民！我们闻到见到的时候，对佛化了的日本人，生了无限的悲戚！我们很诚恳的念着佛陀，希望日本佛徒，生起慈悲心来，将你们所沐浴到底佛陀的恩水，去洗涤洗涤那些侵略杀害中国人的人吧！( Fafang 1936 ,3)

然而，如上述日华佛教研究会发的声明，法舫的上述指控在日本佛教徒眼里，是“日本之自卫行动”(Report,1938,318)，“日本侵略支那领土、杀害非战斗人员等指责皆与事实相违”，而且还声称，只有日本才能给东亚民族带来幸福。“日华佛教研究会”对于日军在华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反而为之辩护。

五、结语

1943年3月，林彦明辞去日华佛教研究会干事长职务，由冢本善隆接任，同年9月，林彦明赴任南京净土宗支那开教总监，1945年1月林彦明于苏州发病后回国，9月9日死于日本沼津，“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活动也随着日本投降，林彦明的逝世而结束，历时12年。

日华佛教研究会曾在《己卯访华录》上提到，中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的最大误解是日本精神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文中反对日本精神只注重神道，而忽略了佛教和儒教，视其为外来思想，认为日本精神具有宏大的包容力，无论是何思想，何文化，日本精神进入该国家都可以以皇道为中心将其统一醇化，现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不应排斥儒教和佛教，佛教徒应该自省。(Misunderstandings of Japanese Monastic Communities Heard Everywhere, Anonymous 1939b,10-13)由此可见，日本佛教徒的关注点依然是以皇道为中心的日本精神，佛教所具备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特质在当时的日本佛教徒脑中已经当然荡然无存。

对此，法舫早就尖锐地指出：

日本佛教徒没有超民族超国家的佛教国际精神。我们知道日本人，不论是那一界的人，也不论他们作甚事业，他们总忘不了‘日本’，而且所作的各种事业—尤其是文化的事业，完全充满着国家观念，表现着日本精神……国际性的佛教，是要求得世界各国佛教徒的联合，除去主见国家观念，站在佛教立场上，共同努力，和合组织，平等发展，总可称为国际化的佛教，不应该运用佛教来发展带着危险性的国家或阶级性的民族。(Fa Fang,1934b, 6–7)

在同时代的中国佛教徒眼中，日本佛教徒并没有能够超越国家与民族，日本化了的佛教并不能体现出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特性，而是把俗谛优先于真谛来考虑，即佛教的普遍性原理屈服于天皇制国家权力之下。

笔者曾指出，真谛与俗谛，作为佛教本质的普遍性原理与世俗的统治秩序，即如何克服佛教的普遍原理与近代天皇制度下的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是近代日本佛教要解决的重要课题。(Liang,2015,305)宗教在世俗社会中有其相应的社会功能，而社会功能分积极和消极两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如果把持不住自己的信仰，甚至为了迎合国家政权对外侵略的需要，本着以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修改自身的宗教信条和教义，此举是极其危险的。“日华佛教研究会”作为当时日本佛教界极具影响力的佛教联合团体，虽然在对华佛学研究上有所建树，然而在侵华战争中积极配合军方需求，推动日军在华占领区的思想绥抚工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Acknowledgemen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日本皇道佛教的战争责任问题研究”(22BZJ024)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论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