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文)

在胡志明市第五郡，尽管华人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保持交流与互动，但他们仍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自身的语言、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在华人聚居区，典型的华人民间宗教形态仍随处可见，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社区中的延续与演变，尤其体现在宗教建筑样式、信仰体系与宗教实践等方面。本文借助文化适应理论，并结合实地田野调查数据，对上述宗教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当前胡志明市华人所持有的民间宗教，不仅呈现出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坚守趋势，同时也体现出与越南其他族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 越南华人、民间宗教、中华传统、宗教建筑、宗教信仰、宗教实践

Author

中国云南大学博士。现为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民族学与宗教学所研究员。主要方向是华人文化、新兴宗教、民族社会学。近年参写、参编著作《从宗教角度看越南当今的 16 种宗教》、《越南占族的婆罗门教》、《人类学与生活》第10卷, 并在越南的《宗教研究》和《阵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篇。

一、前言

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量华人迁移至越南南部。目前，华人是越南的54个民族之一。根据2019年越南人口和住房普查的结果，华人已达749466人（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2020），占全国总人口的近0.78%。他们分布在63个省市，但主要还是聚集在胡志明市（又称"西贡"）。位于胡志明市的华人分布在24个郡县，但主要集中在被称为"堤岸"的地区，包括第十一郡、第五郡和第六郡。第五郡的华人很多，而且这个地区很长时间以来被视为胡志明市华人的中心，大多数华人的宗教建筑都集中在这里。

华人虽然同越南本地人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但他们依然保留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与宗教。在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方，包括民间宗教，通常称为"民间信仰"¹，如天后圣母、关圣帝君、玉皇大帝等等。从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至今，在强烈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国际融入背景下，华人的民间宗教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宗教信仰、宗教实践、宗教建筑。因此，作者将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的延续与变迁，这是华人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与越南文化相适应的过程。本研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立足于观察法、访谈访、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文化适应理论，对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的民间宗教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阐明了宗教传统的延续和变迁。

二、华人的民间宗教中传统的延续与变迁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19世纪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edfield Robert）、拉尔夫·林顿（Ralf Linton）、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es）都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个体组成，该个体进入到不同文化的国家中引起自身文化或是对方文化发生改变的现象。文化适应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一种或两种文化模式的变化。这时候他们对于文化适应的理解是站在群体角度上，还未涉及个体水平( Redfield, Linton and Herskovits 1936 , 159-152)。

到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才开始区分群体与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并且开始关注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态度、行为变化。加拿大心理学家约翰·贝利（John W. Berry）提出：文化适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两种文化在接触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发生的变迁；二是个体在文化接触之后在心理、行为方式、态度、价值观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总而言之，文化适应经历了从对整个群体的同化研究到个体心理、文化层面的研究。约翰·贝利认为文化适应是指某种文化中的个体在与另一种文化进行长期、持续且直接地接触时发生的学习过程。在此不难看出，文化适应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接触，二是变化。接触是指两种文化有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学习过程，而变化则指的是两种文化接触后，一方或者双方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处于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个体面临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是否趋向于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和身份，第二是否趋向于和主流群体接触并参与到主流群体活动中 ( Berry 1990 , 201-234)。

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增多，学界越发关注种族交流带来的文化变迁。他们发现文化适应不 仅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同时发生在社会、经济、语言、心理等诸多方面。拉马里索尔·纳瓦斯（Marisol Navas）等人认为，文化领域可以划分为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宗教信仰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他们强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将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个体在某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在另一些领域则可能选择融入主流社会。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在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如工作和经济）表现得较为现实，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信仰和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则趋向于保守 ( Navas et al 2005 , 21-37)。

综上所述，文化适应理论表明，任何事物、现象，尤其是民族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宗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适应同样适用于这个领域。在越南南部地区三百多年的迁徙和定居过程中，华人必然经历了与京族、高棉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因此，用这一理论来研究华人宗教生活中的文化涵化，有助于理清当今华人宗教的特点。作者将进行详细分析宗教建筑宗教信仰、宗教行为、从而得出华人的文化适应程度的结论。

（一）华人的民间宗教建筑

第五郡华人的民间宗教形式传承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例如天后崇拜是北宋时期在福建省莆田县形成的。这些宗教形式是在明朝和清朝初期华人移民涌入越南南部地区之后出现的。最早形成的宗教场所在西贡堤岸地区的华人聚居区。早期，人们建小庙以感谢神灵帮助他们渡过危险艰辛的迁徙旅程，并祈求神灵保佑在新地区上开展业务。随着华人移民西贡的浪潮愈演愈烈，18世纪末左右逐渐建立了许多庙宇，其他则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建立。根据各帮的情况，会馆是在建造寺庙之前或之后建造的，有可能先建天后庙和关公庙，然后才成为会馆（Litana and Nguyen 1999）。总之，会馆总是与庙在一起，是整个华人社区进行宗教活动和节日的地方。

许多来自不同地区和语言社群的人为中国三个省七个府的居民建造了一个共同的庙"七府关武庙"。三个省七个府包括广东的广州、潮州、琼州，福建省的福州、泉州、霞州、安徽省的徽州。此庙诞生于1775年，供奉关圣帝君，位于堤岸的中心区域（现今赵光复街）。1975年后，这座寺庙遭到严重破坏，现已不复存在。第二座关圣帝君庙建于18世纪末，由广东省潮州的华人建造。除了崇拜男神，华人还建造了一座神社供奉女神。"七府天后庙"是堤岸第一座天后圣母庙，位于现在的阮廌街，此庙也已不复存在，文物（如大钟、供奉神像、石麒麟）已移往他处。第二座天后庙建于18世纪左右，由广东省穗城人建造。穗城天后庙（穗城会馆）是今目前胡志明市最著名的华人寺庙（Tran 2007）。

二府庙（二府会馆）由来自福建省泉州府和漳州府的商人兴建18世纪早期。由于矛盾，这两个群体分裂开来建立自己的庙，分别为漳州府人的天后庙（霞漳会馆）和泉州府人的观音庙（温陵会馆）。此外，还有建于18世纪末的福建省福州府的人所建的三山庙（三山会馆）、建于19世纪初的海南人的天后庙（琼府会馆）。关帝庙（义安会馆）在19世纪由潮州与客家商人兴建。

除了大庙（会馆），第五郡的华还建了很多祠堂与小庙。帮会的祠堂是祭祀祖先或帮助帮会的人安居乐业的场所,这里有同乡人的牌位和骨灰。潮州帮会的“橡义祠”是最早建立的祠堂（1881年建立）。福建帮会的祠堂“福善义祠”建于1887年，但现在已成为城市级历史文化遗迹。家族的祠堂是祭祀一个家族祖先的场所。这里放着本族祖先牌位，供奉本族多代先祖或无人供奉的先祖。传说中家族的鼻祖通常是皇帝或名人，例如，来自潮州的文姓氏来到越南是文天祥（1236年-1283年)的后裔。在胡志明市华人家族的祠堂来自1949年后建立的家族。大多祠堂有一个名字，结构形式为“姓氏+宗祠，例如“黎氏宗祠”、“许氏宗祠”、“何氏宗祠”等等。

1.寺庙中的中华传统延续

华人已经用故乡的古地名来命名在胡志明市建造的寺庙，例如，穗城会馆的“穗城”词是广州市之简称、温陵会馆的“温陵”词是福建省泉州市古称谓、海南省简称“琼”所以海南会馆又称琼府会馆、义安会馆的“义安”是中国古郡名（包括今广东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梅州市）。华人的家族祠堂有一个名正名字，结构形式为“姓氏宗祠，但是几个祠堂有别名，代表着它们起源于中国，例如张氏族的祠堂，除了“张氏大宗祠”这个名字外，还有一个名字“清河堂”，因为据说张氏姓氏的起源地在清河县（在今河北省）。在中国国内外，大多数张氏族谱记录了“清河堂”｡

许多建筑材料、装饰细节、神雕像都是从中国运来的。经过在福建省的实地调查，作者认为，胡志明市第五郡华人的温陵会馆（观音庙）与泉州的关帝庙、²胡志明市第五郡霞漳会馆（天后庙）与湄洲岛的天后祖庙有很多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民间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也是按照各语言群体的传统图案进行创作和装饰的。

华人的民间宗教场所是珍贵和特色的建筑艺术工程。胡志明市特别是第五郡华人庙和祠堂的建筑总体上遵循中国传统原则。大庙建在宽阔高地上，根据风水和阴阳宇宙观，正门朝南或东南。以“三”字或“国”字形为平面布局，包括三门、天井、前殿、中殿、后殿（正殿）、东廊西廊。华人庙的建筑亮点是石雕、木雕再到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的结合。寺庙经常被漆成红色——根据中国人的观念，这种颜色象征着幸运和幸福。庙中的建筑材料和装饰陈设，除了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大部分是当地华人造的。屋顶装饰着中华古典花纹，如“日月”、“四灵”、“八仙”、“两龙抢珠”等等。庙内有许多汉字的文物，例如神座、匾额、楹联、壁画，灯笼等等。有的庙有碑文、香炉、鼓钟等珍贵古董，例如穗城会馆中还保留着一件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明朝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制作的香炉。神像采用多种材料（石膏、纸画、木质、水泥、铜），以写实风格结合传统常规的填色艺术，对人物进行刻画,例如关圣帝君像有红脸穿绿袍、天后圣母穿着绣有锦缎的深色长袍。

2.寺庙中的文化适应

胡志明市华人的民间宗教场所最初是中国传统寺庙的建筑复制品，建筑材料和装饰陈设从中国运往，修建工人也是华人，但这些寺庙经过多次重修后，也逐渐用越南南方地区的人力、材料取而代之。华人民间宗教场所装饰的，除了中华古典花纹，还有很多细节表现了越南文化。例如，在琼府会馆正殿墙的浮雕有“葫芦”花纹、在义安会馆福德正神的祭坛有越南西南地区的日常生活的图片、二府会馆墙有越南村庄的形象。特别，在义安会馆中殿的“蟾蜍”花纹表示华越文化交流的过程非常深入，因为蟾蜍是越南铜鼓上经常出现的小而熟悉的动物，在中国的审美观念中从未出现过。此外，许多寺庙的楹联，都表现出华人感谢这片土与当地人照顾他们，例如穗城会馆的楹联。在琼府会馆、三山会馆的重修石碑有越南人的名字。这表明华人庙的活动不仅限于华人群体，也延伸到越南人。这代表着华人心理变化过程以完全融入越南54个民族共同体（Tran 2017）｡家族祠堂常建在公寓或楼房中，这代表了对胡志明市现代城市空间的适应｡比如刘氏宗祠、黎氏宗祠都位于老式公寓的四楼。近年来，一些家族祠堂被改造成大型漂亮的多层建筑。例如，2020年落成的新张氏大宗堂是一栋位于坊鸿庞街的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左右，是一栋五层建筑，总建设成本约为200亿越南盾（5400万人民币左右）。家族祠堂的布局总体类似，祭祖坛放在中间的，上面放着家族祖先的牌位。

（二）华人的宗教信仰

1.宗教信仰中的中华传统延续

华人的宗教信仰体现了文化认同。首先，大多数华人是民间宗教的信徒，“万物有灵”是华人的传统信仰。他们认为所有生物、岩石、河流、天气系统、人类创作，都可能具有灵魂和生命。华人认为许多许历史人物、动物、植物、天气现象是超自然和神圣力量，所以他们崇拜这些力量。胡志明市的华人宗教场所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观念，例如，穗城会馆天后庙、温陵会馆观音庙、三山会馆有青龙白虎的祭坛，在这个祭坛的中间是石碑，上面写着“泰山石敢当”。

华人普遍认为宇宙分为三个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部分，包括天界、人界、冥界。天界是神、圣、仙、佛存在的地方。人界生存于大地，这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人们没有神力，寿命短，具有七情六欲、受社会制度与道德约束。冥界是人死后来的地方。冥界还有各种各样魔鬼、妖怪。死者的灵魂、魔鬼、妖怪仍然可以影响人界。有生即有死，作为万物轮回的终点和起点，冥界与人界一同诞生了。天界、人界、冥界都由天帝掌管。

华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不灭，灵魂具有自然精灵那样的超自然力量，能够保护本氏族和家庭成员。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人间和冥界相同”，就是人怎么活，死亡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从不希望在冥界的亲人比其他人更贫困或更贫穷。 此外，他们认为有祖先才有现在他们。这种信念会导致许多宗教行为，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又祈望祖先能庇佑子孙，福荫后代。

华人相信各种神仙。越南南部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移民。当华人来到新的地方上定居时，他们带来了家乡传统的民间宗教。这些形式的民间宗教有一个庞大的神灵系统。越南南部的华人崇拜的神灵数量可达一百多位。据笔者调查，第五郡华人崇拜的神灵数量较少。根据神灵的起源，第五郡华人的神灵分为以四种形式。第一是源自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的诸神，如天后圣母、关圣帝君、福德正神、财神、包公、金华娘娘、龙母娘娘、广泽尊王。第二是源自道教的诸神，如玉皇大帝、文昌帝君、呂祖、天官赐福、灶君、青龙、白虎和泰山石敢当、太岁星君、紫薇大帝、华光大帝、城隍神、地母（后土）、门神、花粉夫人、花公花婆。第三是源自佛教的诸神，如观世音，地藏王、十八罗汉。第四是源自神话和文学的诸神，如九天玄女和齐天大圣。

2.宗教信仰中的文化适应

华人的崇拜对象也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适应。第一是将京族的一些神灵吸收到华人民间宗教的神学体系中，如翁地(Ông Địa)、本景城隍(Thành Hoàng Bổn Cảnh)、主处圣母(Bà Chúa Xứ)。在每个家庭和一些宗教场所（如琼府会馆，橡义祠、福善义祠），翁地是守护他所崇拜土地的神。华人把翁地亚与财神一起放在一个祭坛上。此神是“南圻农民的忠实形象”，他身穿一件敞开的衬衫，袒胸露腹，脚上不穿鞋，头上缠着头巾。主处圣母是一位在南方有广泛影响的女神。除了在参山（属于安江省朱笃市）的主要宗教场所外，人们在许多地方和家庭。参山的主处圣母是京族母神和高棉土地女神(Neang Khmau) 以及涅达神(Neak Ta)，占族圣母(Po Ina Nagar) 的结合。目前，华人也崇拜主处圣母（Ngo 2010）。

华人不太关心这位女神的来历，不管她属于哪个民族，只相信她很灵以及她总是给尊敬她的人带来福气。华人很容易把主处圣母到天后庙，因为华人跟京族一样有拜圣母的习俗。精神生活没有民族界限，华人真正成为了越南民族共同体的一成员。在新的土地上定居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很多挑战，因此他们建立了保护共同体的形象，这就是‘主处圣母’。（Tran 2003，78）

华人占来朱主处圣母庙人数的60%。大部分京族来礼拜的人是女人，但华人的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华人认为主处圣母庙是旅游、健康和商业的保护神（Bui 2016）。作者在五郡考察时，问到华人在家里祭祀天后圣母，很多人说他祭祀朱笃天后，每年都会到安江省朱笃市参山祭拜。这说明有些华人已经把主处圣母认定为天后圣母了。

第二是将现有的神灵转化为新的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是五行娘娘。中国人的神灵系统只有“五星君”，即东方木德岁星星君、南方火德荧惑星君、西方金德太白星君、北方水德辰星星君、中央土德镇星星君。五星君是守护“五行”的神灵，对应天空中的五个方向或五颗星，通常以五个南人的形象表示。但是胡志明市华人崇拜五行娘娘，就是五位女神。她们代表着宇宙中的五种元素，每一种元素都有特定的属性和作用。她们以五种不同的颜色掌管五个元素，包括 金德圣妃（白色）、木德圣妃（蓝色）、水德圣妃（黑色）、火德圣妃（红色)、土木德圣妃（黄色）。这是胡志明市华人根据五行论思考宇宙起源的标志。五行娘娘的崇拜者主要是小商贩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崇拜这五位神灵，是因为他们求生意顺利、身体健康、为妇女和儿童祈祷平安。在华人居住的一些小巷子里，有供奉五行娘娘的小庙。我们可以推测，来到越南南方，崇拜五星君是受到京族崇拜圣母的影响，是为了适应越南的农业社会，因为妇女在农业劳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三个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这就是一百零八弟兄的例子。文化创造力（即为一种文化创造新事物）是文化适应最显著的结果之一。美国人类学家认为文化适应是接受文化和生产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在文化涵化过程中。文化主体能够学习其他国家文化，转化或创造适合自身的文化。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但它与旧文化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Nguyen 2019, 77）。

崇拜108位昭应公（兄弟公）源于越南历史上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1851年六月，一艘由中国的广东省之海南岛的清栏港猛头商船驶往越南顺化等处通商。四位巡海之越南官兵登船查询，见运载甚丰，遂杀人夺财，蔑良为海盗，让一百零八人溺毙海中，并分赃后焚船。然后官兵并谎报缉拿海盗有功。当时越南的阮朝之第四代君主嗣德帝(1829年-1883年) 已经怀疑因与海盗交战，官兵毫发无伤，而海盗无一生还。也有传说是商人的鬼魂向嗣德帝报梦，请求宽恕。嗣德帝于是遣人调查，真相才得以大白，并将犯罪者处以极刑，妻儿拿发充军。为了抚慰遇难者的灵魂,嗣德帝颁旨在顺安河口筑坛祭祀，同时,将亡灵册封为“昭应英烈”（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of the Nguyen Dynasty 2006，205）。

对于胡志明市第五郡的华人来说，昭应公是在越南中部海域冤死的华人商人，后来经常显灵帮助航海者渡过危险，保平安。这些海神只有海南华人在琼府会馆供奉，目前为华人知昭应公。一些研究者认为，被越南封建朝册封后，被冤杀的海南商人地位越来越高（达到了神的称号）并进入了海南人民的民间宗教体系。兄弟公不仅是海南人的海神，而且也是跨海流动的琼籍华侨的重要“祖神”。

“一百零八弟兄实际上是海南的海商，他们在安南做生意后，正在返回中国的路上。他们在顺化洋面被贪婪的越南海岸巡逻队杀害，尸体被扔进海里。受害者到达众神的居所后，他们开始保护航海者。在海南，为纪念他们而建庙宇建于铺前港（1864年）和清澜港（1868年），这两个港口与南海有着广泛的垃圾运输。这些庙宇后来被毁在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沿海的其他海南庙宇中，也就是在几乎所有海南人继续存在的地方，兄弟公也有自己的圣所或二级神殿直到今天”。（Salmon and Sidharta 2000）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只要是海南籍华人居住较多的社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专门供奉兄弟公神牌的庙宇。这些专门奉祀兄弟公的庙宇一般被称为‘昭应庙’、‘昭应祠’、‘孤魂庙’、‘兄弟公庙’等，也有的地方是将兄弟公神牌放置在诸如天后宫等庙宇内，与妈祖等神灵一同祭拜。”（Wang 2017）

兄弟公崇拜是越南海南华人的文化特色和认同的重要标准，成为维系东南亚琼籍华侨与中国关系的象征符号。和其他华人群体一样，海南华人也有崇拜祖先、天后圣母、关圣帝君、观音菩萨。这些来自中国的民间宗教跟随他们来到了新的土地。一百零八弟兄崇拜在越南成立，然后对华人的原始土地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越南华人的文化创造。

（三）华人的宗教实践

1.宗教实践中的中华传统延续

（1）华人居家中的宗教实践

民间宗教的信徒（通常被叫“无宗教”）总是崇拜神、圣、佛和祖先以保护个人和家庭。调查显示，华人家庭祭祀行为的目标受众很多样，主要是观世音菩萨（91.7%的受访者）、祖先（91.3%的受访者）、关圣帝君 (85.3%的受访者)、天官赐福和灶君（都84.7%的受访者）、门口土地接引财神（83%的受访者）、财神土地五方五土前后财神（79%的受访者）、天后圣母 (20%的受访者)、释迦牟尼佛（11.3%的受访者）、齐天大圣(7.9%的受访者)、福德正神(2.3%的受访者)、玉皇大帝(1.7%的受访者)，其他如弥勒佛、九天玄女、包公、吕洞宾（10.3%的受访者）。

进行宗教行为的空间符合传统规定。华人家里的祭祀场所有主祭坛、天官的祭坛、门口土地的祭坛、地主财神的祭坛、灶君祭坛。主祭坛是供家庭奉祖先和主要守护神或佛像的地方。基于之前的研究和笔者观察五百多个华人家庭，这个祭坛的布置必须遵循许多规则。首先，放置主祭坛的地方必须是家里最庄严的地方，通常放置在房屋底层正中、高处、正对门的位置。神像、佛像面向门。华人认为神坛位于一楼，朝向正门，以防止各种魔鬼、邪恶物进入房子。第二，主祭坛用粉红色和红色的木头或石头，按照华人的观念，这是吉祥和高贵的颜色。祭坛必须始终清洁，华人常用纯净水和干净的毛巾擦洗。第三、佛像、神像、祖先牌位总是靠在坚固的墙上，因为华人认为佛、神、祖先要安坐。佛、神以造像（置于或不置于玻璃盒中）或照片形式崇拜。华人很少像京族那样以图画或骨灰盒的形式祭祀他们的祖先，而是用红色玻璃画或牌位木头。玻璃画或牌位上写着黄色汉字，中间一行常写 “(姓)门堂上历代祖先”，左边一行“世代源流远”，右边一行“宗枝奕叶长”。第四，按照传统的规矩或和尚、道士的指示摆放佛像、神像、牌位。通常观音菩萨的雕像或画像会在中间；两侧是关公的雕像或画像、天后的雕像或画像、祖先牌位。第五，佛像、神像、祖先牌位前都是小香炉，香炉两侧各有两个烛台，一瓶花，一盘水果，一杯水。主祭坛上还装饰着“金花”和“神红”，根据一句谚语“簪花挂红，生意兴隆”，这两个具有吉祥意义的物体。许多华人认为“挂红”意味着打开天门，让神灵从天庭到下界带来福禄；而“簪花“就是祈祷老天保护和保祐家庭。每年尾换神红、清洁及打理神像与牌位是一种华人的传统拜神文化。

除了主祭坛以外，华人家里还有别的祭坛。家门的旁边有两个小祭坛。天官祭坛高高挂在墙上，可能只是一块木板，也可能是用陶瓷砖砌成的，没有屋顶。坛内有一块红色牌位，上面自上而下竖写着四个白色汉字“天官赐福”。牌位前面有一香炉、一瓶花、一杯水和一盘水果。天官的牌位上面有“金花”和“神红”。天官祭坛下面就是门口土地的祭坛。这祭坛位置靠近家门旁边的地面。坛内也有一块红色牌位，上面自上而下竖写着一行白色汉字“门口土地接引财神”。牌位前面也有一香炉、一瓶花、一杯水和一盘水果。牌位上面也有 “金花“和 “神红”。

从家门进入第一个房间，我们会看到地主财神的祭坛被放置在主祭坛下方的地面上或房间的一角。其中有翁地像（一个胖的男人，他笑容非常灿烂）和财神像（一个白头发的员外郎，手里拿着一堆金元宝）。翁地是京族的土地神，他与华人的财神一起被带进祭坛，显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祭坛正中还有一幅玻璃画，自上而下竖写着多行汉字，中间的两句“五方五土龙神，前后地主财神”。在地主财神的祭坛，华人也祭祀“仙姑”和“仙友”，就是没有崇拜者的前家主灵魂。华人认为，通过祭祀这些灵魂，家庭将会有很多幸运和繁荣的生活。翁地像和财神像的前面有一香炉、一瓶花、五杯水和一盘水果。牌位上面也有“金花”和“神红”。灶君祭坛镶嵌在厨房的墙上，灶君以画像或牌位的形式祭祀。画像通常是一位留着白胡子的老人，他穿着官服，坐在扶手椅上。但目前大多数家庭都祭祀红色的牌位，上面写着黑色汉字“定福灶君”或 “灶君”。牌位前面有一香炉和一杯水，上面也有“金花”和“神红”。

在五个祭坛，华人进宗教行为以感谢和祈求神、圣、佛、菩萨、祖先保佑家庭平安，万事如意，生意兴隆。具体行为包括烧香（上香）、供奉祭品、祈祷与礼拜。通常他们首先供奉祭品，其次烧香，然后在进行跪拜，祈求上苍保。但有人首先供奉祭品，其次拿着香炷跪拜与祈祷，最后把炷香插在香炉中。

华人的家里祭祀着许多守护神例如观音菩萨、关公、门神、灶君，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仍然还没带来完全安心的感觉。因此，华人喜欢以符箓、器物驱除邪鬼，以保护家里平安。他们在家门挂着镇宅东西，例如八卦镜、纸扇、镜子、仙人掌、二府庙的镇宅符、天后庙的镇宅符、张天师的符、佛光普照符、紫薇镇宅符、赵元帅镇宅符、姜太公镇宅符等等。

(2）华人在寺庙的行为

平日、朔日、望日、诞辰华人在寺庙进行多种多样宗教行为。当华人要向神灵许愿时，他们到主祭坛，然后到其他的祭坛烧香，供奉祭品，礼拜和祈祷。在有多个祭坛的庙，华人通常在主祭坛和所要祈求的神坛前完成“烧香，供奉祭品，礼拜和祈祷”的顺序，至于其他的祭坛，他们只烧香和礼拜。例如，一个人在三山大会馆求子时，她会在天后的祭坛和金华娘娘的祭坛上完成所有这四个步骤， 其他祭坛她只会点香。

烧香的特别之处在于，大多数华人烧很多香，有时是一整束香，手持香（举在胸前或举到额头），小声祈祷，然后将其插入每个香炉中。如果一个人有大望，他会把香环高高地挂在顶棚上，点燃24小时的香。很多人还带着小瓶油倒在祭坛上的烛台上，寓意添油以万事顺遂。

华人的供奉祭品行为有许多特点。第一、祭品主要有香、花、灯油、糕点、水果、素食或菜肴、纸钱、神明衣服等。在华人的观念中，祭品越多越有神圣的灵感和祝福，因此，他们倾向于供奉又多又大的菜肴，例如烤大猪或大多数的纸钱。第二、每个崇拜对象必须准备合适的祭品。例如，华人供奉玉皇大帝一对甘蔗、烤猪、烤鸡、多层的纸塔；供奉关圣帝君烧猪，但不供鸡，因为传说是鸡救关公一命；供奉各位佛和菩萨素食。如果供奉神灵衣服，它必须符合颜色、图案和质地的规定。例如，供奉关圣帝君绿袍，供奉天后圣母绣龙袍和九凤帽，供奉财神白袍，供奉玉皇大帝黄缎彩绣龙袍和九龙帽。第三、供奉一些寓意美好的祭品，如橘子（寓意吉利）、年糕（寓意发展）、寿桃塔（寓意健康、长寿））。第四，供奉表示民族认同的产品（如传统蛋糕），然而华人也供奉类似于京族的本地产品（如火龙果、龙眼、人心果）。第五、祭祀完成后，祭品一部分会留在庙的祭坛，一部分他们带回家，有神灵赐予“福气”之意。

无论是在佛寺还是民间宗教庙，焚纸钱的行为在华人中非常普遍（87% 的受访者做过）。有几种供神使用的纸钱，比如莲花塔、九层塔。在重要的节日，比如一位神的诞辰或盂兰节，庙的理事会还焚一个大纸船模型，代表了之前华人的海上迁徙过程。

如果说华人的烧香、供奉祭品、礼拜、祈祷、焚纸钱等行为与京族颇为相似，其他一些行为则各具特色。这些行为包括打小人 ，钻赤兔马肚子下或抓神像的衣服，向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菩萨“借福”。打小人以个人驱赶霉运或丧气的行为。钻赤兔马的肚子下的行为以祈好运气、身体健康。借福的行为祈生意兴隆，万事如意。除上述行为外，还有人会从庙宇带来护身符和吉祥物，然后挂在家里、求签或算命、把钱放在功德箱、布施、放生。华人在民间宗教场所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感谢及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家人、全部共同体生意兴隆、厄运退散，好运袭来、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等等。

每年，每座华人的庙都会举行许多节日的活动，特别是主祀神的诞辰。会馆理事会（也是管理庙的理事会）的委员、居住在胡志明市和第五郡的大量民众及来自越南许多地区的游客参加了诞辰的仪式。主要仪式通常在诞辰的早上举行，典型的宗教行为包括供奉祭品、烧香和礼拜。具体顺序可以通过下面诞辰的仪式看出。

穗城会馆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举办天后圣母宝诞（天后诞）。天后诞的仪式仍然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朝“越南化”方向演化以适应当前情况（Dao 2016，458）。正节前，会馆理事会成员会修葺内部，装饰庙，并为天后像换新衣。他们准备的供品有烤猪、五种果、香、烛、纸钱。正节日时，祭祀人有一个主祭、一个副祭与各位理事。他们都穿西服包括长裤、衬衫、领带。早上九点左右，仪式在天后庙的正殿举行。就像京族祭城隍神的仪式一样，开始仪式的官方信号是三声钟和三声鼓。首先，主礼礼拜三次，其他人也礼拜。接着主祭烧三炷香，其他人烧小炷香。其次主祭倒三杯酒和三杯茶，放在主坛前。这是越南京族祭城仪式的变体。然后副祭用广东话宣读祭文，内容是赞扬天后的功德、表示感谢并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虽然副祭用广东话阅读祝文，但是阅读的方式与南部地区京族祭城隍神仪式非常相似。一个理事会成员举行抽签开印仪式，在一张红纸上盖章，红纸上面写着八个汉字“开印大结，合境平安”。仪式结束前，每个人礼拜三次。参加仪式的善信会收到天后圣母的“禄”（Tran 2003，93-94）。除了正殿的仪式外，人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携供奉供祭品、烧香、祈祷。有的人买香环，香环的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地址、愿望，然后高高地挂在顶棚上。

2.宗教实践中的文化适应

华人在参加民间宗教祭祀活动时的行为和礼仪也清楚地表明了与京族的文化融合。在天后诞、关帝诞、玉皇诞的仪式过程中，主要的仪式与中国的相似，但细节上有越南文化元素。过去，供奉天后的祭品有萋叶和槟榔，就像京族的主处圣母一样。除了华人的糕点之外，供奉的祭品还包括京族的蛋糕（如猪皮蛋糕、白糖糕）和当地水果（如芒果、柚子、火龙果）与水煮鸡（水煮菜在华人中并不常见）。由于目前“工业化”的生活节奏，这种仪式庄重而不繁琐，与同类型的中国仪式相比，耗时较短。

五、结语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华人移居越南南方。他们一般居住在西贡胡志明市并为将该地区建设成为富裕的经济中心做出贡献。历经历史进程，华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越南54个民族之一。尽管华人在胡志明市定居了三百多年，他们在宗教生活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中华文化传统。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宗教建筑、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同时，目前华人民间宗教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文化适应性。与越南的其他许多民族文化相融合、借鉴，吸收了越南当地的民间信仰，因此，华人的民间宗教信仰是与越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在延续中变迁。

华人宗教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保守性。在文化适应与融合的过程中，尽管华人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与机遇，但在宗教信仰这一文化的核心领域，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的阵地。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信仰体系和实践方式，无不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这些场所不仅是信仰的圣地，更是华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回顾历史，这些宗教场所的建立与华人在昔日西贡以及越南其他主要城市的定居与繁荣紧密相连。穗城会馆的天后庙、义安会馆的关帝庙、琼府会馆的天后庙、二府会馆的本头公庙、温陵会馆的观音庙、霞漳会馆的天后庙都是典型的华人宗教场所。它们不仅在平面布局、建筑风格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在装饰细节和崇拜雕像上展现了浓厚的中国风情。许多建筑材料、装饰元素和神像更是直接从中国运来，进一步彰显了华人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在华人社区中，人们依然崇拜着那些源自中华神话、文学作品、道教以及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祖先的神灵。这些神灵不仅是信仰的象征，更是华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宗教活动中，华人依然保持着许多传统文化习俗，如烧香、供奉祭品、焚纸钱和跪拜等，这些习俗不仅是对神灵的敬畏与祈求，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此外，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华人常常使用粤语（广东话）和汉语（普通话）作为交流的语言，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母语的深厚情感，更在无形中加强了华人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同时，祭文与牌位也多采用繁体字版本，这进一步彰显了华人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与深厚底蕴。

华人宗教展现出了文化适应性。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变迁对社群精神生活的塑造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在胡志明市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上，华人与京族等其他民族和谐共居，共同编织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画卷。在越南的定居历程中，华人不仅悉心守护并传承了源自中国的文化瑰宝，更在适应新环境、与本土民族互动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全新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的交融是双向且深刻的，京族与华人在文化层面展现出了诸多共通之处，使得华人逐渐融入越南54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成为其在新土地上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宗教领域，这种文化适应性的表现尤为突出。宗教场所、信仰体系以及仪式行为均彰显了华人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京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汇。许多寺庙、祠堂、教堂的建筑细节中，清晰可见华人与京族等民族的文化交融痕迹。此外，华人宗教还吸纳了京族和高棉族的部分神灵，如翁地、本景城隍、主处圣母、涅达神等，对现有神灵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形象与意义，如五行娘娘，甚至创造了新的神灵，如昭应公。同时，华人的部分神灵也被京族等民族所接纳与崇拜，如关圣帝君、财神等，这充分展示了在长期、持续且直接的文化交流中，文化适应的自然发生。从狭义角度看，这种文化适应发生在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且特色鲜明的族群之间；而从广义层面而言，它则体现在中国与越南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尽管华人融入越南社会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他们依然成功保留了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形式，这得益于华人的强大内在凝聚力以及越南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支持。华人与越南其他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并非强制性的，而是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文化融合与创新态势。未来，华人宗教的文化适应将继续与“文化创造”并行发展，共同书写着多元文化的辉煌篇章。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作者深刻发现，越南胡志明市华人的文化适应是他们在与京族文化进行长达三百年之久、持续且直接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学习、成长与蜕变的过程。在与京族文化的接触与互动中，双方均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尤为明显。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华人在宗教信仰这一文化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但同时也展现出了开放与包容的态度，积极吸纳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共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论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