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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Dongyuan (姜東苑) ∙ QI Shengli (齊勝利)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電子科技大學)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福建師範大學)

Book Review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並在新時代文化建設的系列實踐中將其昇華為“習近平文化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新時代的最新表徵。在2023年6月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Xi 2023，10）中華文化多姿多彩，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佛教文化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價值。黨中央高度重視佛教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強調研究佛教文化時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挖掘其內在的思想精髓和人文價值。同時，也宣導在尊重佛教信仰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佛教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佛教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相適應、相協調，以豐富和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國佛教文化的大乘佛教菩薩道、人間佛教思想以及愛國、和諧、中道、善惡、自由、平等、利他觀念等佛教文化精華自然屬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Sheng 2023，5-6）。新時代，在“兩個結合”大背景下，學界對佛教文學史的研究，生動展現了佛教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通過揚棄思維下的深入研究，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彰顯出中華文明突出的持續性與包容性。

武漢大學吳光正先生主持的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宗教文學史》（15ZDB069）由佛教文學史、道教文學史、基督教文學史、伊斯蘭教文學史四大部分構成，其中佛教文學史部分包括《漢譯佛典文學》、《魏晉南北朝佛教文學史》、《隋唐五代佛教文學史》、《宋代佛教文學史》、《遼金元佛教文學史》、《明代佛教文學史》、《清代佛教文學史》、《現當代佛教文學史》、《藏族佛教文學史》、《蒙古族佛教文學史》、《南傳佛教文學史》、《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索引》十二冊，且邀請七位蜚聲海內外的學術大家：宇文所安、孫昌武、李豐楙、陳允吉、鄭阿財、項楚、高田時雄諸先生擔任學術顧問。誠如吳先生所論“編撰《中國宗教文學史》不僅是在編撰文學史、宗教史、文化史，而且是在進行一種國家文化戰略思考”（Li 2023，18）。李舜臣教授新著《遼金元佛教文學史》（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8月）便屬於此專案的重要成果之一，多向度呈現出遼、金、元三朝佛教文學的面貌，生動講述了“中國佛教故事”，對於漢族與兄弟民族的佛教文學生態進行了客觀、深度的呈現。

一、囊括三代，含蘊豐富

《遼金元佛教文學史》全書共設置十八章，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緒論，界定佛教文學的含義是“反映佛教實踐活動和精神旨趣的文學創作”，認為佛教文學創作主體為僧侶，而文人、居士的佛教題材作品為佛教文學的輔翼（Li 2023，1）。如此確立研究對象則與《中國宗教文學史》主編吳光正先生提出宗教文學的內涵相符契；爾後，闡述遼金元佛教文學史研究在佛教史、文化史、文學史層面的價值與意義。最後，分述遼、金、元三朝佛教文學概況。

第二部分為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探研遼代佛教文學，分別就遼代佛教文學展開的背景、遼代佛教詩歌、遼代佛教散文進行闡述。在背景論述中作者關注到易為研究者所忽視的民間佛教信仰，如其援引王正《重修範陽白帶山雲居寺碑》揭示四月八日佛誕日的盛況“凡水之濱，山之下，不遠百里，僅有萬家，預饋供糧，號為義食。是時也，香車寶馬，藻野縟川，靈木神草，赩赫芊綿，從平地至於絕巔，雜遝駕肩，自天子達於庶人，歸依福田”（Chen 1982，80），讀者窺此一斑，便明瞭遼代佛教氛圍之濃厚。特別需要提及的是，作者對葉昌熾認為是“絕無佳跡”的遼代佛教散文披沙揀金，從多角度析論了塔記文、幢記文、碑銘文，從而發掘出其中蘊含的多重價值。

第三部分為五至八章的金代佛教文學研究，內容為金代佛教文學展開背景、釋氏詩人及其詩歌、頌古評唱、教外人士佛教文學。詩歌部分，作者選擇僧侶悟道偈、臨終偈、宗綱偈、題寺偈中的典範作品並闡發所包孕的宗教意蘊。其中，宗綱偈頌使用象徵、隱喻等手法暗示禪機，不易闡釋，作者不避繁難選取曹洞宗高僧雪岩如滿的《五位頌》，徵引曹山本寂的《五位君臣圖頌》、吳言生的《禪宗詩歌境界》等禪宗文獻與研究成果，抽絲剝繭，終為讀者咬破“鐵酸餡”；又通過解讀“金代第一詩僧”木庵性英的詩歌窺見全豹：“以性英為代表的金末僧侶學習晚唐詩風，崇尚苦吟，表明他們的創作仍屬於南方詩歌譜系。”（Li 2023，122）又，頌古評唱為金代佛教文學的重要內容。作者擇取兩位著名評唱家曹洞宗僧萬松行秀與林泉從倫的經典之作《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林泉老人評唱投子義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將其經典片段，條分縷析地解讀, 並指出林泉從倫的評唱敘事性強、理事互參、意象清麗、句式整齊，較其師之作文學色彩更為強烈。作者還兼論金朝文人如宇文虛中、元好問及女真宗室完顏璹等人的涉佛詩文, 洞察幽微，辨析到位。

第四部分為元代佛教文學研究，共有十章，內容豐富，佔據全書半壁江山。這是由“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斷崖和尚塔銘》）（Yu 2007，998）”的優厚佛教政策以及居士佛教、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佛教文學創作隊伍不斷壯大、存世作品豐富的原因所決定的。作者對元代佛教文學以問題為導向開展研究，而非囿於文體、時期等藩籬。本部分涵蓋元代佛教文學生成背景、地域分佈與宗派構成、江湖詩風影響的詩僧、佛教山居詩、“擬”“和”寒山詩、詩禪三隱、玉山雅集中的詩僧、楚石梵琦《北遊詩》、六種稀見釋家別集、教外人士佛教文學創作等內容。

第十章“元代詩僧的地域分佈與宗派構成”中，作者精心繪製“元代詩僧籍貫分佈表”“元代釋氏詩人的宗派構成”等表格，使讀者對有元一代文學僧的區域分佈與宗派隸屬情況一目了然。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深究了地域文化與宗派對詩僧創作的影響，其結論為：一是區域標識成為僧詩的描寫對象與抒情載體；二是元朝文學僧廣泛交往江浙文士，創作風格與文人同頻共振；三是宗風、宗趣滲透至僧詩創作。作者所言區域文化對僧侶作家影響方面與第十二章所討論的清珙佛教山居詩對湖州濃厚的茶文化傳統的接受恰好形成呼應勾連。僧俗文學同頻共振，如學界對規模盛大的玉山雅集在元明之際的文學史、藝術史意義均有闡發，而雅集中的僧人群體則無人問津，作者詳細考證了玉山雅集中釋良琦等二十三位僧人的生平，尤其對釋良琦參與雅集的文化意義、詩風詩藝進行深入分析，從而為玉山雅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為探討元代詩僧互動提供了新角度。

另外《遼金元佛教文學史》一書專門設有附錄，附錄一“元代已佚釋家別集敘錄”通過細心爬梳文獻，共敘錄三十七種僧人別集，為學界客觀評估元代僧侶文學創作的規模提供了重要依據。敘錄二為“元代佛教文學系年要錄”，以明本、惟則等高僧為主線，始於中統元年（1260），迄於至元二年（1368），內容簡明扼要、眉目清晰，且逐條注明文獻出處,極便學人檢索使用。

二、搜羅廣博，精彩紛呈

李舜臣教授《遼金元佛教文學史》一書對佛教文學進行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文獻搜集，涵蓋僧傳、語錄、文人別集、金石文獻、域外漢籍。如作者敏銳地注意到學界研究佛教經幢已在宗教學、金石學、建築學、社會學等領域湧現出頗多可喜成果，而文學研究方面幾乎空白。因此作者展開深入研究，認為幢記文須具備兩個特徵（必須刻於幢上；幢體必須刻經文或咒語），統計遼代幢記共124篇，通過幢記系年發現道宗朝幢記數量最多的現象。作者進一步考察後發現，由於道宗佞佛、經幢造價低廉、《尊勝陀羅尼經》具備度厄解困的功能等原因，導致道宗朝遼人建幢之風最為鼎盛。再透過典型案例的分析後，作者洞見“這些文字反映了遼朝民間佛教的廣布和深入，亦彰顯出它與上層佛教的不同面目”（Li 2023，122），洵為至論。又如在第六章“金代釋氏詩人及其詩歌”中作者在諸家稽考的詩歌文獻外，從禪史、僧傳等佛門文獻中輯錄出虛明教亨等人多首詩歌，為讀者呈現出金代佛教詩歌的情況“金代釋氏詩人的創作規模應未超50人100首詩歌”（Li 2023，122）。

由前文提及的附錄一“元代已佚釋家別集敘錄”中涉及的三十七種別集，也能窺見作者廣泛搜集文獻的良苦用心與深厚功底。日僧來華，華僧東渡，中國典籍隨之東流。近年來域外漢籍研究如火如荼的展開，庋藏於海外的釋家別集的孤本、珍本時有發現。域外漢籍研究領域著名學者金程宇先生論及和刻本時曾言“即以佛教而言，《天海藏》（原注：或稱寬永寺藏）收活字本印經一千四百五十三部（原注：翻印《思溪藏》），《黃檗藏》收一千六百一十八部（原注：翻刻《嘉興藏》），此外的排印本《弘教藏》《卍字藏》《卍續藏》《大正藏》，不少也據和刻本排印。由此可見，和刻本內外典之總和當在萬種以上”（《〈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前言》）（Jin 2013，121）。僅和刻本便具有如此豐富的佛教文獻，域外漢藉中的佛教文學文獻自然不容忽視。“據諸家書目及相關研究，今存於日本的宋元釋家別集或達30種以上”（Li 2023，153），這不僅可以證明中日佛教文化的互動、亦具補充訂正中國典籍的缺失與訛誤、恢復中國古典文明的原生態等重要價值（Jin 2013，149），還對於宋元佛教文學版圖的擴大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我們普通讀者而言，館藏於日本的元代釋家別集自然是難睹玉容。李舜臣教授在金程宇、許紅霞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叢書影印本與整理本為憑藉，用書籍敘錄的形式介紹了稀見中土流傳的六種僧人別集：釋夢真的《籟鳴集》、釋文明《月磵別稿》、釋真《竹居集》、釋道惠《廬山外集》、釋宗衍《碧山堂集》、釋克新《雪廬稿》。這與周裕鍇先生等著《宋元佛教文學史·詩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廖肇亨教授等編《中國佛教文學史》（下冊,佛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的元代部分相比，研究內容與視野方面均發生了新變。

在介紹珍本釋家別集時，作者採取夾敘夾議的方式，職是之故，行文中不乏真知灼見，如其分析《廬山外集》中《庚午薦饑民大荒亂》等詩時評論：

天曆、至順，號稱極盛，奎章閣文人虞集、馬祖常、柯九思等鑒賞書畫，詩文風流，焉知民間疾苦；而釋道惠平生“去國三千裏，辭家四十春”，所聞所見，皆入於詩，其反映社會之廣度和深度，不惟於元代僧詩中堪稱異數，亦可令虞集等館閣文人而汗顏（Li 2023，555）。

又如，作者稽考文獻，考實釋夢真等人生平的同時，獨具慧眼，發現釋夢真、釋真、釋道惠、釋克新等四位僧人的詩歌中反映出熱愛故國、心系蒼生的思想，例如釋克新曾作《嶽飛墓次劉治中韻》，由此顯示出中國佛教優秀文化中的愛國傳統代代相承，慈憫精神賡續不斷。

此外，在論述中作者研究時的客觀、冷靜與審慎的治學態度亦值得學習。在析論遼代佛教碑銘文後，作者總結道“文體上並沒有太多的創新，可視為唐代佛教碑銘的延續”（Li 2023，102），分析金代僧侶詩歌時直接命名小節標題為“金代釋子不善作詩”。作者以客觀冷靜的態度得出公允的結論，令人信服，而非常見的一味美化與拔高，論證審慎。如耶律楚材雖曾翻譯了寺公大師契丹語的《醉義歌》，作者肯定了其翻譯潤色對《醉義歌》所取得的高超藝術成就頗有貢獻，但作者並未遽然斷定：是《醉義歌》影響了耶律楚材，還是耶律楚材“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而是存疑俟考。

三、管窺蠡測，讀書獻芹

《遼金元佛教文學史》一書內容豐富、考辨細密、分析透徹，讀之如

入七寶之山，琳琅滿目。閱讀《遼金元佛教文學史》後，筆者發現些許問題，亦有所啟迪，故不揣淺陋，分述如下：

（1）文字錯訛與脫漏等問題。第152頁，引用南京圖書館藏吳弘道編《中州啟劄》清代愛日精廬抄本內所載性英《與海雲長老書》“風月木知誰是主”句的“木”應訛誤，日本靜嘉堂所藏此書元刻孤本此字作“未”，顯然後者正確。第258頁與259頁銜接處，因手民之誤，致使行文中文字脫漏，文意不通：“總之，元代釋氏詩人創作的總體態勢……而且臨濟宗的宗風、旨趣亦廣泛滲透宗風日下，世俗化的趨勢明顯加劇”。第434頁羅列釋大訢忠孝節義作品時，《題朱俊卿為父母修冥福後》重出。第600頁，“臨終之言”中“言”誤為“眼”。此外，第278頁“元代臨濟宗四大世系詩僧承傳表”誤將楚石梵琦系於笑隱大訢門下，其實為元叟行端法嗣。第593頁作者解讀劉秉忠《禪頌十首》其一“如來妙法離文字，萬語千言何處歸。鹿苑祇園空浩浩，回頭四十九年非”中的“四十九年非”時，認為使用了《淮南子》中蘧伯玉的典故。其實陶淵明也曾於《歸去來兮辭》中感慨“今是而昨非”，考慮到劉氏諳熟佛典，我們認為他使用了佛陀四十九年說法的典故，“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朗然覺悟，成無上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智圓述《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卷2）”意在闡明佛法真諦不可言說。

遺珠之憾。誠如吳光正先生在《〈中國宗教文學史〉導論》中所言，《全元詩》因秉持純文學觀念將楚石梵琦的《西齋淨土詩》棄之不顧。在佛教界，《西齋淨土詩》自誕生後不久便成為經典，星雲大師在宜蘭舉行的念佛會中仍然使用（Li 2023，10）。因此，吳先生曾將《西齋淨土詩》作為佛教文學的典型個案進行了精闢的論述（Wu 2017，Vol.7，136-144）。然而，《遼金元佛教文學史》對此淨土文學經典的討論卻付之闕如。

作者在附錄一“元代已佚釋家別集”中敘錄楚石梵琦的《西齋和陶詩》時摘錄了朱右《白雲稿》中的《西齋和陶詩序》。其實《西齋和陶集》現存和陶詩8首，和陶賦2篇，筆者曾推測《西齋和陶集》原來可能有詩125首，賦3篇(Qi 2024 ，243-253)^Qi 2024 ，243-253。

另外，此書對遼、金、元的佛教史傳文學、戲曲等俗文學未置一詞，殊為可惜，禪宗語錄文學亦著墨不多。目前學界已有不少成果可資參考，如陳開勇所著《宋元俗文學敘事與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楚石梵琦全集”的重新編訂工作可以展開。現在公開出版流通的楚石梵琦文獻整理成果有吳定中等校注的《楚石北遊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于徳隆整理的《楚石梵琦全集》（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李舜臣教授指出前者校注存在錯誤，後者文獻搜集仍有遺漏，如《西齋和陶集》中的詩文及楚石梵琦生平相關文獻還有待搜羅。又據金程宇先生的高足張天騏《元僧楚石梵琦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視野——以日藏文獻為中心》一文可知，日本所存《西齋和尚外集》收錄其文100篇，江戶寫本《宋元諸師四六》收錄其文30篇（Zhang 2020，Vol.39，105-117）。由此觀之，“楚石梵琦全集”的整理與箋注時機已然成熟，這必將有助於元代佛教、文學等領域的深入研究。

廖肇亨先生曾談及近世佛教文學研究的困難在於：詩詞、小說、戲曲、說唱文學文獻的數量龐大，無人能夠通覽全部作品；儒家、佛教、道教各自內部、彼此之間深度融合，難以認識作品本質；“近世佛教墮落論”對近世漢傳佛教的貶抑（Liao 2023，Vol.II，2-4）。在此般荊棘遍佈的困局中，李舜臣教授憑一人之力，歷時十八年，廣泛爬梳整理文獻，踐行了此書學術顧問陳允吉先生所宣導的治學理念：“踵摩訶衍之遞傳，必依實證，釋修多羅之彝敘，貴宗辨思”（Chen 2020，417），對學界研究薄弱的遼、金、元三朝的佛教文學進行了多維觀照，抉幽闡微，創獲良多。因此，《遼金元佛教文學史》是遼、金、元三朝文學、宗教、文化等領域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此書無疑將與作者編撰的《歷代釋家別集敘錄》（中華書局，2022年版）一樣成為學術研究的津筏，共同折射出遼金元時期中華文明的豐富多元。